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目标之二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使农民富裕幸福、农村和谐秀美，两个目标的实现必须相辅相成、同步推进。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锡文
怎样让八亿农民富起来
——著名农业农村专家、社会保障专家学者等共议乡村振兴
线上会场
乡村振兴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走向共同富裕大局。2022年11月26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光明网和《社会保障评论》编辑部协办的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大家谈”在线举行，邀请政界、学界、产业界11位专家共聚一堂，从政策制定、农业农村问题研究、农村产业发展等角度深入讨论，共同探寻中国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路。
其中，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指出，在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当前问题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和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问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原校长邓秀新重点分享了自己从事柑橘研究30多年，帮助赣南革命老区、三峡库区农民依靠种植柑橘脱贫致富的实践经验；其他专家学者也从各自领域出发，畅谈对乡村振兴的观点和建议。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也受邀参会，分享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实践。
郑功成主持会议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指出，这次会议旨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探寻“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难富起来的低收入群体是农民。目前，全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亿人，居住城镇尚未市民化的农村转移人口近3亿人，这8亿人构成了我国低收入群体的主体。没有乡村振兴，不可能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任务；没有农民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景亦不可能变成现实；因此，乡村振兴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走向共同富裕大局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郑功成认为，应将乡村振兴全面融入国家与地方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政策体系，形成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同时发力的大格局，继续用精准扶贫的理念指导乡村振兴并精准施策。他指出，在乡村振兴行动中，要从重硬件投入转向软硬件投入并重，其中，培养本乡本土人才并激发本地人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要从重经济建设转向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特别是要促使乡村治理、社会服务与乡风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尽早确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尽快扫除阻碍城乡之间人员、货物、资金、信息、技术、服务等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壁垒，真正实现城乡之间良性互动、一体繁荣，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
随后，各位嘉宾围绕“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这一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陈锡文发表演讲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题为“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演讲中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推动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村和农民的事情，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情。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目标之二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使农民富裕幸福、农村和谐秀美，两个目标的实现必须相辅相成、同步推进。
对于怎样才能实现乡村振兴，陈锡文指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人才、组织是主体，产业、文化、生态是客体，振兴主体的目的是振兴客体。因此，不仅要提高乡村专业人才的比重，更要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要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振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发展农民需要的各种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提高农民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化程度。
陈锡文认为，振兴乡村的产业、文化和生态实际上就是要充分发挥乡村的特有功能，即巩固农业基础、守护青山绿水、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因而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照搬城镇建设的路径。他表示，不能低估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严峻现实，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比较大，要尽快规划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景，使这两个指标与我国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和建成现代化强国时的状况相称。
陈锡文提出，还有两个情况值得引起高度关注：一是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过低，除了应当合理提高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中的财政补贴水平，农村养老设施和服务的缺失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抓紧研究并建立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主要依托的多元化、多样化农村养老设施和服务体系；二是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问题。许多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与户口关联，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城市政府没有相应的承受能力。这一问题既需要依靠发展逐步解决，也需要城市政府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对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实际需要，将其纳入当地发展规划加以建设，逐步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邓秀新发表演讲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原校长邓秀新在题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实践与体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在当前山区发展相对滞后、未能发挥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独特优势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尤为重要。他认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要把握“一二三”原则，即“发现唯一”、把握“两个适字”、注意“三个方面”。
“发现唯一”要求发现“唯一”资源要素以形成不可或难以模仿的特色产业；“把握‘两个适字’”要求产业发展宏观布局中坚持因地制宜的适宜发展，坚持供需平衡略有短缺、考虑环境承载力的适度发展；“注意三个方面”要求产业发展中坚持技术、经济、环保“三可行”，实现自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的“三转变”，做到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三家结合”。
他表示，地方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五类问题：一是“大小倒置”致使产业错位；二是重产前、轻产后和销售，致使产后环节、品牌建设成为短板；三是不注重发展加工专用品种，加工品质量在低中档徘徊；四是不分物性、精深加工致使错估市场需求；五是过多依赖品种致使种养技术发展不足。他强调，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应在坚持“一二三”原则、剖析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质量为效益、为核心发展好特色产业，让农民走上富裕道路。
刘喜堂发表演讲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在题为“加快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的演讲中指出，乡村振兴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低收入人口。对此他提出五个方向建议：
一是要开展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乡村振兴部门建立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聚焦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监测对象约600万人。民政部开发建设了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目前已经汇集了6300万低收入人口信息，重点是认定低保边缘人口和支出型困难人口；
二是要分层分类实施救助帮扶。根据低收入人口的困难程度和致困原因，划分为三个救助圈层。第一个圈层是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第二个圈层是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第三个圈层是其他临时遇困家庭或人员，针对不同圈层的群体分别实施相应的救助措施；
三是要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他认为，“输血式”的救助方式难以满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之外的需求，因而需要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各个方面为困难群众“省钱”；
四是要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他指出，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关键在于实现就业，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扶贫车间，还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等，都是为了实现更充分的就业。
五是要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
刘喜堂强调，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不仅可以有效推进乡村振兴，而且也是维护农村低收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保障。要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作用，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魏后凯发表演讲
在“促进农民共富的关键举措”方面，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作了主旨演讲。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缩小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目前我国农村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均处于高位，地区差距主要体现为农村发展差距，因而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均在农村。
对此，魏后凯提出了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三大举措：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存在一定差距，未来应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特别要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共同富裕。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方位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增收的最根本源泉应当来自于农业和农村，未来的重点是激发乡村内生活力，建立各具特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和农业农村导向型的农民稳定增收机制，要多途径增加工资性收入、促进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拓宽财产性增收渠道。三是加大帮扶力度，建立先富帮后富的长效机制。要重视农民的“扩中提低”问题。一方面，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支持农民创新创业、激活农村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大政策支持和帮扶力度等多种途径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另一方面，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重点关注已进入城镇的农民工群体、未来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剩余农村居民五等份中的中高收入者这三类群体。除此之外，还要依靠联村发展破解村庄分化，鼓励和引导跨村联合、抱团发展。
郑文凯发表演讲
在题为“当好社会参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主力军”的演讲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分享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实际探索。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鲜明主题。为更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2022年6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自此，基金会提出了“一个转变、两个过渡、三个更加注重、四点工作思路、五个国内业务方向、六个国际业务”的调整，推出了“百美村庄”、“童伴妈妈”等代表性项目，获得了“中华慈善奖”、“米兰公约奖”等荣誉。
他表示，在慈善普遍性规律的基础上，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更具有自己的发展内涵和特点：一是党指方向，慈善主题鲜明，在党中央“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指引下，脱贫攻坚的创新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创新发展成果；二是政府主导，项目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程度高；三是全面行动，参与主体广泛，实现了动员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各类主体；四是注重实效，项目实施精准有序，群众参与度高，过程公开透明；五是底蕴深厚，传承与借鉴高度融合，实现了守正创新。
肖黎明发表演讲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肖黎明在题为“做好乡村发展共创者和数字工具提供者”的演讲中，分享了腾讯在助力乡村振兴领域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他指出，助力乡村振兴是腾讯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成为腾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者和执行者。
腾讯SSV看到现阶段两个问题阻碍了乡村振兴迈进的步伐，一是产业开发不足，二是人才资源匮乏，于是从自身核心能力出发，看到了科技和数字化的能力优势，能够助力乡村在时空关系、人际关系、要素组合、治理方式等多方面发生变化。一年多来，腾讯SSV亲自下场、成体系地深入乡村进行探索，通过释放腾讯的技术和连接能力，培养乡村人才构建软件，善用数字工具筑基硬件，与政府、社会力量共同探索美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肖黎明举了三个案例：一是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腾讯与农业农村部启动的“耕耘者”振兴计划项目，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文在全国推动和落实。截至10月，项目已落地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线下培训超过2.2万人，31省农业农村厅入驻培训管理系统，学习平台吸引超过13.5万人在线学习。
二是去年9月，腾讯SSV在重庆酉阳县开展首个共富乡村建设试点项目，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共创、腾讯助力”的原则，按照共富机制、乡村CEO人才培养、数字化赋能三个模块系统化地推进。目前何家岩村设立了村集体主导的“共富合作社”；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479万元，比去年翻两番，人均可支配收入1.83万元，增长26%；农民全过程参与共富乡村的建设管理。
三是腾讯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的“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培养计划”，初步形成了一套培养乡村CEO的方案，不仅聚焦培养环节，同时向前对接到招聘过程，向后延伸到在岗就业，探讨乡村CEO全过程培养的规范性制度。目前项目培养出46名有示范作用的先导型乡村CEO人才和一批具有借鉴意义的全国典型实践案例。
“我们是乡村发展的共创者，是数字工具的提供者。”肖黎明说，未来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将在政府的主导下做好助力者，积极与村民、村集体、企业、社会组织、学界等各方共创，积极提供数字工具，努力提升农业价值链，增强产业竞争力，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激发农民内生动力。
刘守英发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此次发言聚焦在“乡村老人”这一群体上，他在“乡村老人问题作为乡村振兴重要议题”的演讲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规划、产业、人才、居住、生态、治理、体制等方面引起了广泛重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乡村老人的状况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
他从四个方面指出农村老年群体状况堪忧：一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农村老年抚养比高；二是农村老年群体经济和基本生活保障不足；三是农村老年群体健康状况普遍不佳，养儿难防老；四是农村老年人内心孤独、抑郁增加。他提出，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仍然重规划、项目和产业，轻乡村有机结构修复；重乡村物质投入，轻村庄关系变革挑战；重年轻人回流，轻老年人力资源利用；重养老设施建设，轻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如何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短板，他强调：一是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建立农村养老金稳定增长和动态调节机制；二是采取多种方式开发农村老年群体人力资源；三是完善助餐模式，解决农村老年群体的吃饭问题；四是提高健康服务水平，解决好农村老年群体的就医问题；五是丰富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解决好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慰藉问题。
何文炯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在题为“基于共同富裕的富民强村浙江探索”的演讲中为大家分享了浙江“系统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有效推进农民和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他指出，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实施了一系列富民、强村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百姓收入增加、差距缩小，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高。
浙江省的“富民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标准地改革为牵引，加快推进承包地连片流转、农业规模集约经营和农业项目有效投资；二是以农业标准地改革组合农业“双强”行动，布局高质量农业全产业链，带动农民更好创业就业；三是坚持以宅基地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乡村建设与乡村经营，吸引工商资本导入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十业万亿”乡村产业，实现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强村政策”主要采用“强村公司”“飞地抱团”“片区组团”三项机制，深化集体经济市场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联动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他还指出，浙江还推出了一系列综合改革措施：一是市场化改革+集体经济；二是标准地改革+农业“双强”；三是宅基地改革+乡村建设；四是数字化改革+强村富民。
李小云发表演讲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则结合自己的丰富的乡村实践经验，在题为“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农民富”的演讲中指出，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收入和治理四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差距是收入差距。
他强调，在乡村场域中让农民的收入增长有保障，要聚焦于“认识今日之乡村”和“认识今日乡村之产业”两个问题。首先，今日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相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生了剧变，发展乡村经济的目标也不单是为了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多是为了维持留在乡村人口的生计这一政治和社会目标。其次，针对“今日乡村之产业”他表示，“产业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产业和农民收入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普遍出现乡村产业的主要利益获得者往往不是农民的现象。因此，乡村产业的发展思路应朝着“亲农民产业”的方向转变，具体而言：一是要有农民直接受益的乡村经济新空间，着眼于提升农民自身的技能和盘活农民自己的资产；二是建设专门的组织机制，尊重农民的自我能动性，保障农民当家作主；三是创造利益链接机制，产业利益的主要受益者应是贫困农民，产业建设的目的应围绕着农民就业和提升农村的福利水平；四是加强智力引领和人才建设，培养乡村产业职业经理人等新型管理经营人才，形成为农民利益服务的专业队伍。
席恒发表演讲
最后，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教授席恒在题为“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基本路径与西部任务”的演讲中向大家分享了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的情况：“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西部地区是难点，西部农村地区更是难点。”
他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其基本目标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和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而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推进广大农村人口共同富裕的最重要途径。他表示，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通过提升农业产业能力、农村发展能力和农民致富能力，促进农村居民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包容性政策，不断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共享富裕的共同程度，进而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席恒指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获得实质性进展，西部农村地区是最大的约束条件。他强调，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应当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基础条件；二是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变资产、能源变产业、潜能变财富，提升西部农村地区的富裕程度；三是运用政策调节机制，引导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向西部农村地区流动，不断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共享富裕的程度。
最后，郑功成总结发言说，乡村振兴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农民富裕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进展的最显著标志，这次会议对这一重要主题作了一些理论回应，而实际成效还取决于更加科学的系统化政策设计与各界各方高效协同推进，相信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乡村的面貌必定日新月异，农民的生活状况必定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徐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