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希东（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或发达城市，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了诸多社会混乱和对立，暴露出了西方国家巨大而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题。在疫情冲击面前，这些问题引发和激化了新矛盾，使得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陷入混乱和困境。可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城市或经济体，政府在追求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标不断提升、努力实现高收入经济体或富裕国家目标的同时，更要关注财富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公平分配。努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增强社会包容性，实现全体民众的共享、共赢、共富，是任何国家实现繁荣稳定发展的治国理政之道，对处于转型升级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意义尤为突出。

　　当前，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党中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为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以及制定正确的推进路径、战略举措提供了根本遵循。共同富裕是关乎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程度的一项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艰巨性的重大政治战略任务，需要中央和地方加强政策协同，选择正确路径，采取重大举措，久久为功，持续推进。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重点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保持共同富裕的内在社会动力。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的一对核心关系。共同富裕重点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旨在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但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求高质量发展、不断做大“蛋糕”、生产力不断进步，始终是改善民生、提供就业、提高收入、实现富裕的根本物质基础。因此，各地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既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作用，强调“合法经营、辛勤劳动、多劳多得、市场评价”观念，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共同富裕创造并提供“源头活水”。

　　处理好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让全体人民群众实现共享共富。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回归到以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是依靠优越的社会福利“养懒汉”。中央及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核心目的，架构民生供给、收入分配、社会支持等政策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让先富地区或群体，拿出更多资源支持帮助后富地区和贫困群体，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处理好速度和程度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行稳致远。共同富裕具有物质性、渐进性、阶段性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全体人民同步整齐划一、一蹴而就，更不能一混而上、好高骛远。要从中国国情（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生活成本、收入水平等差异明显）以及各地方的省情、市情、县情等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做横向对比和学习跟进，更要与自己过去的发展水平比较，让当地普通百姓和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财富积累、收入水平实现稳步提升，逐渐富裕起来。

　　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实现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平衡。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为富不仁”“过度炫富”现象，既有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也是人们精神贫困和心灵空虚的集中体现。拥有充裕的经济财富的同时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明的社会行为，应该是共同富裕时代下每个人的“标配”。这就要求全社会齐努力，坚决遏制“一切向钱看”的不正之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加大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每个富裕起来的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修养、有德行、有底线、有正气的“大写的中国人”。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特点推动共同富裕，重点采取五大战略措施

　　实施以“橄榄型财富结构”为目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战略。面对高位运行的基尼系数，要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核心所在。对“提低扩中限高”动真格（近期国家对演艺圈明星偷税漏税行为的整顿，是限高的一个典型举措），及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将“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深度研究的基础上加大创新，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中拿出更多实质性的财税改革举措。尤其是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中，加大向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倾斜力度，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提高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

　　实施以“城乡一体化”为引领的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大中型城市政府，要率先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化发展为引领，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为主攻方向，加大资源、服务、科技、文化等向城乡结合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深入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实施以“两个大局”为指导的中央转移支付及跨区域合作战略。没有区域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收敛，也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当下，更需要讲好“两个大局”，在精准扶贫和东西对口帮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相对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区等地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跨省市“飞地经济”“异地共建园区”“跨界合作区”等多元合作机制，让东部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联动发展、共赢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实施以“专精特新”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公平发展战略。中小企业是“就业之源、税收之基、创新之源”，在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制度，推动国有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国家和地方要全方位推动中小企业公平发展战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更多人提供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为增加收入、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条件和通道。

　　实施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全民价值观重塑提升战略。在让人们拥有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富足的精神生活和有归属的心灵家园，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要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和力量，持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推行科学素养建设，让包容、诚信、敬业、友善、爱国、互助等中华优秀文化基因，流淌在每个富起来人民群众的血液里，让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向上、向善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