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向、路径和重要任务等作出更为明确的阐释和部署，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共同富裕是搞平均主义吗？是“劫富济贫”吗？是削弱市场经济吗？为澄清谬误，海外网推出“读懂中国的共同富裕”系列评论，此为二评。

　　---------------------------------------

　　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等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与促进共同富裕的关系，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遵循。

　　对于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个别外媒存在一些误读与误解。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在8月20日的报道中声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经济控制的迹象和趋势越来越强”。美国之音在8月23日的报道中将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举措，描述为“优待国企、歧视私企的经济发展计划”。

　　归结起来，这些报道往往将共同富裕曲解为“中国要削弱市场经济”。但实际上，中国促进共同富裕始终强调加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共同富裕就是要削弱市场经济”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体现，是按既定目标、发展方向和战略部署采取的行动，不是要改变发展方向，也不存在否定原有发展方向的问题。

　　实际上，市场机制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和发展质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势，可以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就像做蛋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做大蛋糕”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完全依靠行政指令，不仅会造成生产协调和组织成本巨大、官僚机构膨胀，还会让企业失去市场竞争的压力，扼杀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失去技术进步的驱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果断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创造了大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奇迹，为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基础。

　　据统计，从1978年至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大约3678亿提高到破百万亿，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改革开放4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最显著、人民得到实惠最大的时期。这个发展事实充分说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为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一些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

　　以浙江省为例，改革开放前，浙江省经济总量属于全国的中游位置。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加快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市场活力催生出一个个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区域块状经济迅速成长。202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浙江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为66.3%，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占浙江税收收入的73.9%。更为可喜的是，2020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69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930元，连续第20年和第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浙江省城乡收入比为1.96，远低于全国城乡收入比2.56的水平。浙江省40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2021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的发布清楚地表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不是要削弱市场经济，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要看到的是，当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失灵”现象时，就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反垄断、反腐败等手段，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机会公平；通过实施第二次、第三次收入分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措施，减少财富和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以及规范培训机构的举措，并非是否定市场经济的行为，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公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是各国市场监管者通行的做法。

　　（成德宁，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