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从“根”上提升社会整体生育欲望

       今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我国的人口增速放缓和低生育率一直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近10年来我国人口保持低速增长态势，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相较上一个十年继续下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国际相较处于较低水平，并且低于目前普遍认为的人口更替水平2.1，也低于“高度敏感警戒线”1.5。国际通常认为，一旦综合生育率跌至1.5以下，就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生育政策的放开是否能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从此前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经验来看，政策效应的持续时间较短。

       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数在当年出现明显增长，2016、2017两年全国出生人口数均超过1700万人，打破了此前延续多年的每年出生人口数均在1600万的水平。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上年增加131万人，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自2017年开始，每年的全国出生人口数连续下降。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据，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50‰，出生率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

       此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由生育政策决定生育率走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但要提振生育率很困难，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策效应只在短期内释放，整体效应具有局限性。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出台的措施，比如完善社会家庭支持政策，增加生育的津贴，延长免费教育等等，提振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现象，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表示，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全面二孩的政策红利在逐渐消失。由于房价高涨、生活压力大、结婚成本高等原因，年轻人的生育欲望下降，人口出生率也在降低。实施三孩政策有利于我国调整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现状，增加未来劳动力人口数量，保持人力资源优势。

       不过他也表示，放开三孩很难从本质上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需要出台相关配套的一系列可落地政策，从“根”上提升社会整体的生育欲望，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提高生育率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多名专家强调了配套措施的必要性。

       华宝基金副总经理李慧勇指出，从单独二孩、放开二孩的经验看，放开三孩并不是关键制约，制约主要是养育负担。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可以说是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但考虑到这些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形成，靠简单的政策不一定能够很快改变。效果如何政策的力度就很关键。除了限制的放开之外，引入生育补贴、住房补贴、教育补贴等政策也可以作为备选，不然政策的效果很难让人乐观。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表示，会议指出的“配套支持措施”力度如何比较关键。这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考核指标，至少先放给地方政府各显神通去试点。有人提议说生三孩放开限购，但可能会对一孩人群存在一定挤出效应。

       允泰资本创始合伙人付立春认为，可以给多孩家庭发社会抚养费。鼓励生育，首先是要全面地放开，另外需要创造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系统。比如，多孩家庭应该发各类鼓励金，甚至社会抚养费，标准可以参照之前计划生育的罚款。他表示，虽然人口政策是长久之计，但可谓重中之重，必须引起重视。

       一名90后未生育女性表示，“产假延长至1年，100%报销产后康复费用，提供五居室保障性住房，规范保姆管理，立法明确女性不得因生育遭到职场歧视”，在满足这些条件后，她才会考虑生育一孩或多孩。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表示，鼓励生育的政策要落到实处的话，还是应该发展经济，只有民众收入与国家经济发展同步，生活压力下降，才会让更多人有生育意愿。

       “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速长期落后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这是民众获得感不强的重要原因，也是大家虽然感受到收入增长，但生活压力却更大的原因，这是未来改革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事关人口老龄化。”贺滨表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潘亦纯 编辑 徐超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