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的十多个小时里，王永的生活总是重复、沉寂、漆黑一片。等到夜里10点，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才正式开始。
在网络空间，身处漆黑房间的王永不再是工号“14”的盲人按摩师。他得以探索另外的世界：听歌、聊天、购物、直播，再追一部更新到三百多章的网络小说。
在互联网上，他是一名“长住客”，好友也大都经由网络结识。王永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App是QQ；好友列表中，视障者、健全人排列在一起，没有任何区别。聊天之余，他在群里抢红包、斗表情。
5月16日是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中国残联曾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总数在8500万以上。像王永一样的视障人士，在我国超过了1700万人,其中23.5%在30岁以下。尽管不为大众所知，2019年的《视障人士在线社交报告》显示，90%的视障人士在生活中其实非常需要互联网。他们对通讯类软件的需求高达99%，聊天时最爱发送“害羞”“得意”“抓狂”“委屈”等表情。
王永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手机、电脑等硬件系统里自带的“读屏软件”，就像现实生活里的“盲杖”。打开读屏软件，他将手机靠近耳朵，点开一款App，拇指飞快滑动，屏幕上的信息都得以被朗读。
然而，就像现实中的盲杖需要平坦无障碍的盲道，读屏软件也只在App具备无障碍特性时才能使用——这意味着一个拥有几十亿字符串的App中，任何“暗坑”都可能将视障用户绊倒。没有经历专门的无障碍处理，当下流行的不少App体验并不顺畅：一枚核心的功能键会被读屏软件单纯播报为“按钮”；一则有用的信息会被译成“滴滴滴”的噪音；更多时候，点击屏幕后得到的声音是大串的数字乱码——这时，王永探索世界的旅程便不得不终止。
视障者被看见：互联网里修筑起一条条“盲道”
App的无障碍特性成了王永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通行的“盲道”。一段成熟的“盲道”意味着扩宽生活的边界，接触新的可能。就像在QQ中，王永可以顺畅地聊天，添加好友，在不同群聊间穿梭；即使朋友在聊天中发来表情，由于系统已经预先做过无障碍处理，他也可以迅速得知，对方在“呲牙”“偷笑”还是“愤怒”。
感觉很微妙。“想悄悄融入他们，不麻烦他们；但当阻碍不可避免来临，又会愤怒，难过，提醒着你就是不同的……”王永说，多年前进行网络聊天，读屏软件总将表情播放成“空白信息”，视障者们总会惊愕，觉得被戏弄。
但这两年，在QQ上，不仅系统自带的黄脸表情可被识别，就连用户自制的图片、动画表情，都能被内置的“图片文字提取功能”译成文字，再被读出声音；他甚至可以点进好友的空间——在那里，腾讯AI LAB的人工智能算法不停运转，将图片翻译成一句简单明快的文字描述。王永得以知道朋友甲“一个人站在烟雾缭绕的山顶”，朋友乙正“坐在傍晚的树下发呆”。
腾讯QQ产品总监夏志勇介绍，他们自2009年开始关注视障用户，手机版至今已实现了3000多个无障碍特性，每年发挥上亿次作用。在这背后，是众多尝试探索，“每个操作系统，每个手机机型的无障碍读屏功能，细节都不太一样。作为App开发方，我们要适配不同的机型、检查、确认。很大的工作量。”
在互联网修一条“盲道”并不容易。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杨骅深知这项工程的庞杂。在这个主力推进互联网产品信息无障碍的机构，十几年前，最早试水与他们合作的只有个别“国民级的应用”。
“QQ作为国内首批开展无障碍优化的产品之一，在视障用户群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杨骅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款软件正是国内信息无障碍持续发展的侧面写照。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腾讯“数字技术增强残疾人权能奖”。那时，QQ、QQ空间、微信、腾讯新闻等多款产品已针对残障用户实现专门优化，成为亚洲首个获奖的组织，也是全球范围内首家获奖的企业。
一项项无障碍工作的背后，是政府部门、企业、工程师、社会组织，夜以继日地努力，有时间的争夺，也有利益的取舍。杨骅直言，“无障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必须持续、坚持。”
信息无障碍事业的起步：从打补丁到写进“产品基因”
这种无障碍化探索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时任QQ空间技术总监的黄希彤便亲历了当时的热潮。
2009年前后，一次机缘巧合，黄希彤“撞”进了深圳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进门前，他对视障阅览室有自己的想象——大家都拿着有凸点的盲文书安静阅读。但眼前的场景出乎了意料，只有少部分人在“摸书”，绝大多人手边是电脑。
作为相信“技术改变世界”的程序员，黄希彤彼时的“职业病”是想将产品推荐给所有人。他逢人便问对方用不用邮箱和空间，在这间图书室，视障者没好气地告诉他，没用过，因为用不了。
视障者通过读屏软件操作手机QQ
另一句回复更加刺痛他，“我们找遍了中国，都找不到一个无障碍的国产邮箱。”
已在IT行业浸润10年的黄希彤突然意识到，中国的互联网产品从未充分考虑视障人群。“我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让所有人都能使用QQ空间，当然也包括视障群体。”
探索起步，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开放、共享、公平的互联网氛围在当时成为了主流。大家都想让产品服务更多人，连接更多人。”黄希彤记得，彼时公司已然开始邀请中国盲文出版社的负责人来公司交流；不久，公司又邀请到国内知名的视障程序员前来分享，很多同事感到震撼，意识到这个自己一度忽略的群体。
很快，公司的多款产品开启了无障碍功能优化。2010年元旦，作为给视障用户的新年礼物，腾讯还推出了QQ农场读屏版。那时，几亿用户热衷的“偷菜”游戏基于并不支持无障碍读屏的Flash技术，视障用户与之彻底无缘。无障碍版的偷菜游戏则没有动画，腾讯的工程师们根据游戏过程，重新设计了纯文字的交互界面。
视障用户群里一片欢腾，黄希彤记得，有用户高呼，“我的菜也能被人偷了，太高兴了。”他又顺势拉来20多个产品团队进行无障碍优化，在公司内牵头成立“腾讯信息无障碍联盟”。
开发中，技术人员体验视障人士的感受
也是在同一时段，2013年，QQ决定重构底层架构。对于一个日活量几亿的产品，改动丁点儿都要万分慎重。尽管工程师团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但这一次，他们立志从根源上解决无障碍的困难，将底层架构全面支持信息无障碍。
“无障碍的评估和优化逐渐成为研发流程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夏志勇看来，一款国民级应用为适配无障碍作出一系列改进，最难能可贵之处，其实在于融入了制度和人，“不是说我们有一两个产品经理专门盯着无障碍化，而是整个团队从产品、开发到测试，渐渐所有人都意识着这件事情。它成为了稳定长效的机制。”
2014年，QQ一个无障碍化功能的缺陷几乎影响了整款产品的更新发布。发布前夕，开发团队发现了“致命bug”：新版软件开屏时弹出的广告页面，其关闭按钮未设置可供读屏软件识别的焦点。这意味着视障用户可能无法准确关闭广告，被卡在入口。Bug在系统内被一路提升至必须立刻处理的最高级别。几个团队紧急展开合作。最终，给广告关闭按钮进行无障碍化，成了新版本处理掉的首个bug。
“一个无障碍缺陷几乎影响产品大版本的更新，我此前从未听说过。”黄希彤说，“这说明，一款产品的无障碍标准流程已经深入人心，成功融入到日常流程中的一部分。”
无障碍道路的探索：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
作为一名视障用户，王永对2013年首版支持无障碍功能的手机QQ印象深刻。他至今记得，版本发布的当天，视障者论坛里挤满了相关消息。
那之前，他有一台1800元买来的二手笔记本电脑。QQ电脑版是他唯一能用的社交软件，与绝大多数朋友的联络依赖于此。夜里下班时他总急匆匆地赶路回家，争取和网友聊天的时间。这款新版软件“解放”了他。
几乎所有从业者都逐渐意识到，无障碍道路的探索是一个逐渐培养意识的过程。慢工出细活，耐心和同理心缺一不可。在杨骅的回忆中，手机QQ早期版本无障碍化时曾险些出现“好心办坏事”的错误设置：当用户点开软件内的文件夹，系统会提供一大段列举文件夹内所有文件名的信息，供读屏软件朗读介绍。产品经理的本意是方便视障用户，但实际上，读屏用户通过自己的操作完全可以了解文件夹里的内容，冗长的介绍会带来操作和理解上的不便。
视障用户用“图片文字识别”功能提取信息
理解“身边的陌生人”，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2015 年 ，腾讯的安全部门监测到，视障用户使用手机 QQ 钱包等工具时，读屏软件将记录系统键盘输入的密码，进而容易遭黑客窃取。针对这一场景，团队展开了3个月的彻底改造：他们先放弃掉系统键盘，采用自定义键盘，使其能支持无障碍操作；再拦截掉手机读屏软件对密码的信息记录，转头采用系统自身内置、安全性更高的文字转语音技术，替代读屏软件向用户发声朗读，保护他们的账户安全。
与此同时，工程师们也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让无障碍功能系统化、稳定化？在此之前，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从未将无障碍优化放进常规工作流程。虽然也有一些App会进行无障碍提升，但大多是视障用户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开发团队，反馈一个问题，工程师修改一个。这并不属于公司的标准流程，仅仅是技术人员出于恻隐之心的个人行为，属于“接公益私活”。
问题在于，没有流程监督，私下修改会随着版本迭代或者人员变动会反复出现问题。“不记录在系统，下一个版本内，这个bug还得重新手动修复。”黄希彤解释，“更糟糕的是对接程序员换岗了，产品就更会全面倒退，都不可持续。”团队决定将视信息无障碍检测纳入应用发布的常规流程，信息无障碍的问题会和其他bug一样，放进待修复的内容池，评定优先级后逐一改进。2014年起，他们从软件内测阶段就邀请视障用户参与产品测评，并持续进行无障碍版本优化。
“但之前点对点的直接反馈、立即修改的渠道没有了，一些视障用户就会觉得自己的声音不被重视了。”黄希彤觉得，这里不乏误解，“视障用户可能觉得我们不重视他们的需求了，实际上是把流程规范化，把他们的需求和健全用户一视同仁，这才是平等对待。”
在这其中，他更希望推动的，是整个行业理念的变化。
距离黄希彤的第一个无障碍优化产品已经过去了11年。回想起来，他觉得当初的“读屏版QQ农场”虽然受到视障人士的欢迎，但仍不属于真正的无障碍产品，甚至“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无障碍专门版”看似美妙、重视视障群体，反面却意味着这款App主程序本身存在缺陷——背后依旧是先推出有缺陷的版本，待产品做大、成熟后再“补课”的逻辑。这便意味着漫长时间内的拖延、重要性也不高，所谓的“专门版”在这种思维下很可能不了了之——本质上，依旧是将视障用户视为锦上添花而已的“特殊需求”。
“现在说无障碍化，绝不是做一个新产品，专门为视障人群做什么；而是原有的产品、基因，天生就该拥有这些功能。”黄希彤解释道，在绝大多数硬件设备都具有读屏功能的当下，App软件开发者们应该做的，就是将App功能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无障碍适配，融入日常开发、测试的环节。
“这个产品里面，对于视障群体，哪个功能最重要？”专职信息无障碍多年，杨骅最怕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总会说，每个功能都很重要。视障朋友希望使用到的功能和明眼朋友一致，不想要被特殊对待。”
尽管这些年来，信息无障碍建设一直在向前发展，但杨骅不得不承认，它至今整体仍是相对小众的理念，很多企业确实完全没有意识，“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她和同事必须花大量时间去做前期工作——告诉企业，做无障碍这件事情是必要的，而且该立刻就做。
但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大多数互联网产品在诞生之初都没有过考虑无障碍功能；部分相对成熟的产品试图补足早期的无障碍缺陷，相当于从最后一步向前倒推；真正能实现体系化的产品则凤毛麟角。
如今，黄希彤在腾讯内部负责用户体验的部门就职。他正试图成立一个信息无障碍的内部团队，用开源方式推出信息无障碍的工具链，供公司内各个业务团队使用；同时也在尝试建立残障用户的样本库，支持各个产品进行更深入的信息无障碍研究。
在夏志勇看来，想要系统地保障产品无障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归根到底又汇聚为一点：先统一团队认识，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本质？
“互联网要做的，是协助人与人连接，加强相互理解，解决信息不对称。视障人群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要被连接的对象。那这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盲道”的未来：从小众理念向系统化延展
对于平时被认为习惯了沉默与孤独的视障用户，“盲道”的些许延伸，便意味着所能探索世界的巨大延展。
杨骅知道的是，疫情期间，诸多特殊教育学校也突然陷入停课。各式视频会议软件一时风头无两，但在这个相对冷门的角落，雨后春笋般冒头的App大多尚未顾及到无障碍。而经历过系统优化的QQ，成为了这些孩子们继续上课的选择。
至于王永，他对“图片文字提取”功能爱不释手。将说明书、宣传单上的内容拍下来，识别读取出文字，准确地提取信息，他不再需要麻烦别人；有像他一样的用户独自在家却罹患感冒，将感冒药的包装拍下，便能读取出用法用量；还有人借此读取到了常去饭馆的菜单，终于解锁了全部菜品，不用再因为害羞“只吃那几样菜”。这背后，是腾讯优图实验室的图像识别技术和深度神经网络在将图片变成文字；某种程度上，它们成了视障者们的一双眼睛。
这些年来，因为逐渐发达的虚拟“盲道”，网购、点外卖、打车、订火车票、收寄快递、地图导航出行，视障人士生活里的大事小情也都能通过手机解决。
改变悄然间发生了很多。杨骅的一名视障朋友热衷K歌，经常周末自己打车去附近的KTV唱歌。过去很多年，他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提前在家写好歌单，让店里的服务员全部点好，自己再一首首唱下去。如今，他只需要让服务员协助扫一枚二维码，然后用手机点歌。
还有另一位视障伙伴，则一度被生活逼出了“特异功能”：在路边招揽出租车的年代，视障者打车并不容易。一座城市的出租车车型基本固定，行驶时发出的声音也相对统一；在漫长的时间里，他逐渐能分辨出这种“出租车的独特声音”，然后靠此种绝技在路边拦车。现在，他可以和明眼人一样用打车软件，提前知会司机自己的情况，大多时候会得到贴心的反馈。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互联网正在加快连接人类的步伐，但也不能忽视小部分人的“失联”风险。今天在中国，残障人口规模逾8500万，还有1.5亿65岁以上因身体机能下降，可能面临不同程度障碍的老年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
各种标准、政策及指导性的文件也在陆续出台。2021年3月1日，《信息技术 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信息无障碍国家标准。铺设互联网“盲道”有了58项具体指标，可以用明确的技术要求来统一规范互联网产品和服务。
1年多前，王永还实现了人生第一次的游戏体验。在腾讯天美工作室专门为盲人开发的游戏《长空暗影》里，他只需戴上耳机，通过导弹飞来的声音判断导弹的方向，并迅速划动屏幕，控制自己的飞机不被击中。
游戏的剧情和过场都依赖画外音承接，这是王永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他坦言，自己天生失明，上盲校前，他很少出家门，也几乎没有朋友。逢年过节家族聚会，年龄相仿的孩子聚在一起打游戏，他只能坐在一旁听着，想象着游戏里的场景。
在开发《长空暗影》时，制作人们多次组织视障人士试玩。他们发现，视障人群对声音的反应速度更为灵敏，会比健全人提前零点几秒做出游戏操作。十几次更迭后，他们完善了一开始靠闭眼模拟而设定的游戏节奏，真正适配了视障用户的需要。而另外一款同样由天美工作室推出，名叫《见》的游戏则邀请健全玩家在一片漆黑的手机屏幕中感受视障者的生活。
有人在体验后留下了这样的感言，“游戏越玩越烦躁，为什么不能走快点？为什么我会走错路？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很难想象，一个真正盲人的心理是多么坚强，被人占用的盲道，无人理睬的询问在盲人的世界应该并不少见。红绿灯上的按钮，公园指路牌上的小点，都是给盲人用的，我通过这款游戏才了解到。很幸运，我并不是一个盲人，关上游戏，我依然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但他，却不可以。”
对于这两款游戏，天美工作室的制作人们回忆，都得到了深圳市盲人协会的大量帮助，一步一步改掉很多‘想当然’的设计。“在中国，视障人群非常庞大，平均每 100 人就有一人伴随严重的视力障碍，但现在对视障群体的关注度还普遍不高。”有制作人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想要真正连接起这群“身边的陌生人”，亟需社会多方的参与。
杨骅相信，更多人会逐渐理解信息无障碍的必要。这几年，越来越多经历给她这样的信心。就像2018年，腾讯曾开发一款“玩转故宫”博物馆小程序，“一款不大的产品，他们却主动找来，关注无障碍功能的实现。这种时候，我们非常欣慰。”
信息无障碍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黄希彤现在觉得，不妨抱着更加乐观的心态。即使大多数产品还处在“修修补补”的阶段，至多勉强用户的刚需，但每多一家企业加入，视障群体的生活就会更理想。“至于那些更加体系化，还待摸索的路，就让我们这些起步早、规模大一些的公司先试水，尽力趟出路。”
“众生平等。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不该存在先天的障碍。无论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还是数字的。”黄希彤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