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议题之一是部署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流通畅通和农民收入、农村消费双提升，并指出改善县域消费环境、促进农村消费，是拉动内需、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潜力巨大。

       众所周知，过去数十年中国城市化不断推进，早在2019年城市化率就超过60%，近年更是呈现人口持续流入大城市、都市圈。虽然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乃自然趋势，但不得不说对乡村振兴是不利的，因为绝大多数乡村远离大城市，人员一旦在距离遥远的大城市定居，再回乡概率极低。相比之下，近年以县城为代表的小城市则处于“有人流出，有人流入”的不温不火状态。

       但对于乡村振兴而言，县城、县域经济的重要性明显突出。从空间地理上讲，县城与田野乡村紧密相连，如果县域经济能够带动农民就业，则可避免人口远距离迁徙，让农民在农忙时期兼顾农业生产，从而有效降低农地被弃耕和抛荒的可能性，提高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现状是，农民进城后，所在乡村的宅基地往往处于低利用率甚至是完全闲置状态， “空心村”现象也十分普遍，很多乡村平时只有老人和留守儿童，青壮年普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这一现象不仅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乡村社会安全隐患，隔代教育引发农村小孩成长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可想而知，如果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充分的就业岗位，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工作，那么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县城工作既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享受城镇生活的便捷性与舒适感，也可以兼顾家庭责任，如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而且，农民就近转移有助于农民企业家的生成，通过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小农户融入分工经济并推进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

       由此可见，对于乡村振兴而言，发展县域经济至关重要。此次国常会亦要求，把县域作为统筹农村商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支持改造提升县城商业设施，促进县乡村商业网络连锁化；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建设购物、娱乐、休闲等业态融合的商贸中心。

       因此，未来应该强化县城与中心镇的增长极作用，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刺激农村消费市场和农产品的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实现乡村振兴还需要通过“放管服”等手段优化制度供给。如加快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壁垒，促进其在城乡和区域间高效流动。换言之，要让城里人到乡下更自由、更方便，提升城里人到乡村消费、投资的意愿。此次国常会也提到，支持乡村民宿、休闲农业等发展，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消费。

       乡村振兴过程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拓展升级，这将为投资提供重要推动力，未来要对社会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力求形成“投资—民生—内需”为主线的内生发展格局。同时，政府要运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与网格化管理策略，搭建便捷的公共服务平台，助推县域和中心城镇居民实现户籍的迁移、教育资源的获取以及医疗与养老资源的共享。

       总之，应该充分认识到县域经济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通过政策刺激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壮大县域经济，惠及农村、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