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在我手上赚的钱，我死之前必须还给社会！”

       这句朴素而豪迈的话语，听起来让人肃然起敬，不由得联想起一百年前，美国“钢铁大王”、慈善家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说过的一句相似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不过，这句话不是哪个美国慈善家说的，而是出自一位中国土生土长的企业家、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8月12日，在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夏季峰会上，曹德旺表示，已减持股票套现10亿元准备进灾区救灾。他还说，“我做企业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

       曹德旺是一位社会知名企业家，被称为“玻璃大王”，他在商业上做得非常成功，在慈善领域也深耕多年，堪称一位中国式慈善家。从1983年他给自己读书的小学捐款2000元买桌椅至今，他的捐款总额已经超过120亿人民币。在今年的疫情中，曹德旺累计捐款1.4亿元。

       2016年3月4日，在央视《遇见大咖》节目中回答为什么做慈善的问题时，曹德旺说：“一做慈善中国人就想到捐钱，实际上，创业是做事，慈善是学做人。如果你没有很崇高的信仰，跟自己应具备的素质，弄不好你就变成土豪，捐了钱还被人家骂。”他还举例说：看到乞丐讨钱，你说“给你”，这个不叫做慈善。应该蹲下来，说我口袋里也没多少钱，拿五块给你，希望你不嫌弃。这才叫做慈善。

       我们无意赘述曹德旺的慈善言行，媒体和网络上的报道已经足够多了，我们关心的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慈善行为，以及背后的慈善理念是否能够足以支撑起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简单说，我们想要透过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慈善表达，叩问慈善的文化之根。

       让我们回到问题：企业家为什么做慈善？

       这个问题有无数人问过，也有无数人试图回答。潘石屹曾经有过一个总结：一是为了出名，为了面子；二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把慈善公益事业做成商业；三是曾受助于人乘机报答；四是为了活得更安心，死了以后也安心，也为自己的后代谋福。

       无可厚非，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企业家从事慈善的动机，但严格来讲，基于这些动机而行的所谓“慈善”，却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因为无论中西，慈善最本质的特征乃是基于“利他”精神的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潘石屹的总结，中国企业家当中岂不是没有一个慈善家？不得不说，确实有人持这种看法，甚至是非常流行的看法。

       在西方国家， 企业家富豪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因， 一般认为有三个因素推动：一是企业家内在的宗教信仰；二是国家有关税收法规， 引导富人自觉从事慈善事业；三是运作透明规范的慈善基金会组织。正是在这几大因素合力之下，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慈善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以基金会为典型的大众慈善事业。

       可见，现代慈善是一个社会工程，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需要商业、法律、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的配合。但是，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慈善的理念，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博爱”，特别是清教徒(Puritan)的人生观，提倡“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慈善是接近上帝和达到救赎的一种途径。这种基于宗教背景下的慈善与中国的慈善传统是非常不同的。

       人们一般都承认中国具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和慈善文化，儒释道经典中充斥着丰富的慈善教训，譬如，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民吾同胞”“恻隐之心”等等，历朝历代也不乏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之士。但是，说到现代慈善的时候，却总是言必称卡耐基、洛克菲勒、拉塞尔·塞奇，似乎现代中国慈善事业乏善可陈，对于改革开放后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和他们的慈善行为，也没有给与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这反映了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非常复杂的一种社会心理，表面上是一种社会偏见，往深里说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

       中国的慈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自清末引入现代公益慈善以来，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激活了中国传统的慈善精神，现代慈善事业也随之诞生，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爱国主义慈善家，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孕育的企业家的典范，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家。

       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官办化、贬义化和后40年借鉴与发展，现代本土慈善事业跌宕起伏，人们关于“慈善”概念也很模糊，甚至《慈善法》立法者所面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界定慈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中国现代慈善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投身慈善的热情。

       据社科院《慈善蓝皮书2019》披露，全球企业基金发展最为活跃的美国，其超过30%的企业基金会也是在过去10年建立的。中国企业基金会数量增长的速度可与之媲美，应可位列第二。

       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举办慈善事业的制度、法律、管理、人才培养，等等，但是我们无法简单复制或移植源于宗教信仰的慈善文化。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曹德旺近日言论的根本原因。在他的表述中，慈善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的当行之事，不带任何利己的附加条件，一个人的内在品格或道德外化为行动。这正是儒家伦理的表达：慈善是基于个人内在道德要求，它不是上帝的启示和救赎，它是人本主义的道德哲学。

       现代慈善苦心打造了理性化的科层制组织，其效率和专业化程度甚至可与商业机构比肩。但是，凡事物极必反，研究者发出警示，随着现代非营利组织形式的复杂化和捐款者—受益人之间的组织链条不断延长，慈善将失去其道德目的，任何危及它(的行为)都意味着动摇非营利部门之本质。佩顿等认为，只有从人文视角，优先考虑志愿服务，才能保证非营利部门必要的可辨别性(distinctiveness imperative)。

       相比现代化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传统慈善要久远得多。汤因比曾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历史。中国正在追赶现代化的路上，现代慈善作为一个社会体系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叩问慈善的文化之根，这是无法照搬先进国家的部分，只能在自己的慈善文化传统中发掘，然后再加以创造性转化。

       (作者为本刊学术召集人)

（责任编辑：苏荔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