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一次大考。其中公益慈善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动员社会募捐，为疫情防控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开展各种志愿服务、关爱受疫情影响的特殊群体……在受到政府和社会认可与重视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与短板。后疫情时代的复盘与反思，成了公益慈善领域必须面对的课题。
围绕相关议题，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日前在线举办湖北峰会，与会专家、研究学者、公益机构负责人等群策群力，探讨在共同应对变革中构建良性公益生态。
“小马拉不了大车”
“要重视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当中的应急响应，必须进行改革。”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递交的一件提案，引发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
在白岩松看来，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情形，很难把所有事情做好。“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机制不顺畅，所以应当进行相应改革。”白岩松认为，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慈善机构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响应。公益慈善组织公开透明的问题，也应该用机制去解决。
可以说，这场疫情，对处于成长阶段的我国公益慈善组织，更像是一场大考。“疫情防控期间，大家都高度关注公益慈善机构，我们必须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白岩松说。这份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也正是许多公益慈善领域专业人士正在思考的问题。
在这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公益机构、社会团体等纷纷积极响应，在募集资金、捐款捐物、项目执行、物流保障等方面表现出了长足进步。然而，一些业内人士和公众也注意到，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公益组织仍有需要不少完善和改进的地方，诸如资源、信息的协同管理，行动的有效性和有序、合规运作等。
围绕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6月23日，以“共同应对中变革公益生态”为主题，“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湖北峰会”在线举办。此次峰会旨在回顾公益慈善力量在湖北战“疫”中的角色和价值，反思其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不足和改进的方向，探讨未来面对的不确定性以及共同建设区域公益生态的路径和方法。
来自国内众多知名基金会和公益组织的机构代表，纷纷立足回顾自身抗疫工作，对我国公益慈善组织的未来发展提出想法与期待。
公益资源和社会资源需要高效对接
疫情防控期间，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合作对接了湖北当地91家社会组织，除少部分在武汉外，其他的广泛覆盖了湖北的17个市州。这91家社会组织在抗疫一线开展工作，以其灵活、快速且积极有效的作为，令壹基金秘书长李弘印象深刻。
“这些组织更了解当地的情况，一动员马上就可以做。他们成立了对接资源最重要的活动平台，还做了大量的社区服务。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协同，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之间连接的黏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李弘看来，壹基金作为外来的公益机构，应该不仅仅只是临时做一次疫情响应，如何强化在地组织、推动其自身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当地的应对能力建起来，所谓外围的人才能做好自己的角色和支持。”李弘说。
此次抗击疫情中，除了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表现突出，武汉大学校友会呈现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巨大活力，同样值得关注。
“当时在微信上几十个工作群肯定是有的，及时动态掌握医院的物资需求、库存状态，包括一线医护人员的信息，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募捐继而开展资助工作。”提到有可能出现的供应与需求不相符，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常务副秘书长刘赛男表示，借助通信工具直接对接，能够实现最大限度地匹配，捐赠资源才能得到优质配置和最有效的利用。
“最早的时候进ICU，要8-10个小时才能出来，一定要穿纸尿裤，而且几乎没有防护服可以更换。”武汉市武昌区生命阳光公益救援中心发起人王辉以医务工作者的亲身经历，肯定了刘赛男的说法。她收到的第一批补给，就是直接从武汉大学校友会拿到的物资，缓解了当时最大的困难，“从8个小时，变成了6个小时，从一定要穿纸尿裤变成不用穿纸尿裤。”
“事实上，我们在连接基金会和医疗机构时，发现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救援中心有志愿者在医疗机构做仓库整理，看到送来的很多物资不是医用的，而需要的医用物资又放不进来。信息不对称，对疫情防控会起到负作用。”王辉希望，集聚公益机构的智慧和资源建立一些平台，不仅仅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当中，在平时也能够做好公益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效对接。
此外，王辉强调，对于开展公益慈善行动的机构和个人而言，专业尤其重要。武汉市武昌区生命阳光公益救援中心1月20日开始集结志愿者，之后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志愿者送到疾控中心专门进行抗疫培训。在她看来，面对疫情防控工作，没有专业、没有科学性，有可能成为新一波的灾难。
共同构建良性公益生态
疫情为许多行业按下了改革的“快进键”，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公益慈善组织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深化改革、化危为机，让自己迅速成长起来。迎难而上，变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
“经过这次疫情应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我认为正在静悄悄发生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要做这样一个转型，相当不容易。
在他看来，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首先要善于和公共部门密切合作，再者要与社会大众紧密结合，特别是要汇聚平民慈善的力量。
“慈善领域应该和政府在法律框架内，保持一种战略性的密切合作，呼应配合，这在社会政策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王振耀表示，中国公益慈善界在共同应对的环境中，需要深度融入国家的战略发展体系。“各类社会组织要自觉形成一种结构性的联系，在积极互动中建立一种网络化的活动，不能分彼此、定身份。”
与此同时，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应对挑战，需要以社会服务为本，自觉推进公益慈善格局的结构优化，形成互补，而不是简单模仿，这就需要不断提升专业化的深度开发能力，“让社会组织不同区域之间、不同领域之间可以进行密切的合作，这是给社会树立一种风气，树立一种示范作用。”王振耀说。
推动合作共赢、实现优势互补的同时，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更认为，守住信任底线比做大机构更重要，对于公益行业来讲，一荣不能俱荣，一损就能俱损。
徐永光还赞同要打造公益供应链生态圈。“供应链生态圈是指公益活动和公益发展之间的利益相关者，互为依存，相互支持，实现公益资源有效配置和行业的有序发展，当前我国的公益生态系统还没有构建起来，尚未形成完整的闭环。”徐永光说。
“湖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面对多大的不确定性，在共同应对中变革公益生态，将是我们最有力的合作信号。”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今年还计划举办广州峰会和长三角峰会，持续为优化区域公益生态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杜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