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破解“三农”问题难度极大，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三农”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三农”发展也为我们实现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全体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可以说，新中国70年“三农”的巨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既是新时代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南，也是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探索的重要经验。
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破解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困境
新中国70年间的“三农”问题，不仅面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挑战，还有两个特殊问题：一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小农经济自身发展局限等问题，二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只有实现赶超才能摆脱劣势困境，这又要求“三农”发展为国家工业化作出贡献。如此多重因素累积于“三农”问题中，更是增加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与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难度。而中国最终能够破解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困境，首先正是因为发挥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949年，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既面临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性课题，又面临着由其衍生出的如何解决好工业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基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经验，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注意及时解决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中央就多次召开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农业现代化列入“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并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出发，根据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因时处理全局与局部、长远与近期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城乡关系，探索形成与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既保障国家工业化发展，又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短板问题，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明确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坚持每年底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形成次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审议通过了一系列重大“三农”改革发展举措。201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强调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为解决好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工作保障。
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三农”发展内生动力日益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逐步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三农”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共建美好家园的合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利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农民发展致富，成为“三农”发展的重要基石。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统筹机制的构建，不仅为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撑，还形成了共建美好家园的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开展了乡村道路建设，在农村社会事业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和合作医疗事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形成农村社区集体的“一事一议”及财政奖补制度，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2018年起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全面推动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70年来，在国家支持、统筹和农民参与下，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序推进，农田水利、农村道路、农村电网、农村教育、农村卫生事业实现快速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工作，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民生和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解决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自1982年起，我国在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简称“三西”地区）开始扶贫开发，以后规模逐步扩大。1994年起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用7年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2001年起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要求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同时使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实施脱贫攻坚战，进行精准扶贫。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创造了解决贫困的中国方案，成效举世瞩目，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的新篇章。
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还在此基础上注重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
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新中国70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也是农民创造精神不断得以发扬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注重农民的经验技术总结，涌现出一大批农民育种家，如洪春利、洪群英选育出中国第一个水稻矮秆品种，李登海选育的紧凑型杂交玉米曾创世界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群众发挥“踏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精神，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之路。进入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因地制宜创造多种乡村发展模式，把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传承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彻到乡村生产生活中，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提升了乡村资源价值，拓展了乡村发展功能和乡村发展空间，在实践中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农业强、农民富有机统一起来。
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促进经营制度创新完善。我国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规模小的资源状况给我们党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挑战，即一方面要朝着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的组织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尊重农业的特性和农民的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率先成功实现突破，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首创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加以总结推广，形成并明确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于这样一种制度，在探索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过程中，又创造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营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促进社会治理机制的完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1982年，村民委员会制度被写入宪法；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又对其进行修订。在实践中，农民群众因地制宜创造了多种社会治理模式，促进我国农村社会朝着治理有效的目标发展。
发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作用，引领“三农”向现代化迈进
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化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强大支撑。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逐步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三农”的发展空间得到拓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三农”的投入。早在工业化进程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进入工业化中期，我国一方面取消农业税，一方面实施农业直接补贴和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
在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的条件下，我们党探索出有利于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消灭工农城乡差别是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的目标，为此，除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实施发展农用工业、发展装备农业、工农比价等政策外，还从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建立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社区组织，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启发展农村工业和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在世纪之交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2018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农民在城镇就业创业，突破了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路径，拓展了农民的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从理念和实践上突破了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形成了促进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长效发展机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