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2-27日，第九届G（irls）20全球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来自中国的90后女生肖智霖有着丰富的非营利组织工作经历，她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近日，本网就女性平等、人道救援、儿童教育等一系列公益话题采访了肖智霖，以下是采访全文：
中国唯一代表肖智霖在第九届G（irls）20全球峰会上发言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GIRLS 20峰会，以及这个峰会对于女性平等、女性就业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肖智霖：G(irls)20是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同时活跃在全球范围的机构, 旨在将女性纳入 G20 经济决策中的核心议题。G(irls)20于 2009 年由克林顿全球倡议启动, 是第一家积极推动女性劳动力参与成为G20核心议题与行动的社会性效益机构。与此同时, G(irls)20致力于20 多个国家 15 至 23 岁之间的年轻女性的战略性投资, 帮助她们在国内外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G(irls)20至今已举办9届全球峰会，每年峰会代表团由来自G20所代表的20个国家代表，以及来自欧洲、非洲联盟、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的代表组成。在峰会期间，代表们参与当地和全球专家的小组讨论，参加领导力建设工作坊，然后制定出在女性平等、女性就业方面的一个具有行动指导意义的公报，该公报会提交给G20领导人参考。2018年的公报已经发布，英文全文链接： https://girls20.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Communique-2018-Summit.pdf
这个峰会旨在培养20多个大国的未来女性领导人，并敦促G20成员国制定相应的推动性别平等的经济、教育相关政策。若想进一步了解 G(irls)20,请登录www.girls20.org。
记者：您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GIRLS 20峰会，有什么机缘，您在峰会上向世界传递了哪些信息?
肖智霖：非常幸运被选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参与峰会，这也是我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周的时间里，我和其他24个国家地区代表一起就如何促进农村女性共享发展成果、数字时代女性发展、女性财务自由，和性暴力等话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交流。每天都有非常充实的安排，领导力工作坊、演讲培训、专家小组讨论。如果问我们的共同理想是什么——我们希望在2050年，世界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这听上去很泛很理想主义，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希望下一代的女孩子，可以不被自己的性别所束缚，学习自己想学习的学科，哪怕是一些在我们这代深受性别刻板印象影响的数理化学科，追求自己喜爱的职业，尤其是在数字时代，我们希望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参与率可以提升到50%，财务上实现男女收入平等。
我是峰会上唯一的中国面孔，带领了“数字时代的女性”专题小组讨论。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率先实现了互联网的普及化的，所以在这方面可以说有比较多的经验和良好实践。我们在这个话题下，倡议G20的领导人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各个群体（尤其是农村群体和女性群体）都能平等享用互联网，并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和鼓励女性参与科技行业和学科，加强相关行业里的促进包容和反歧视政策等等。
记者：您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要承担何种职责，请您评价这份工作的意义。
肖智霖：我是港大商学院毕业的，乍一看，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人道主义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其实不是的。现在在公共领域其实非常重视与企业合作，不管是资金还是技术支持。我现在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经济咨询办公室，主要和在战地环境经营的企业打交道，通过提供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工具包，引导企业在脆弱的环境里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能给当地社区和局势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帮助企业创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经营环境，降低风险，实现共赢。我相信这份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桥梁”的角色，通过自己所学的经济知识，连接起人道组织和企业，通过自己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了解，连接起中国和世界。我们常讨论的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涵盖了其中40多个国家，尤其是在东南亚、中亚、和中东及非洲地区，有长达几十年的经验，可以为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提供很好的参考，尤其是今年给企业提供的工具包推出了中文版，希望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安全经营，与东道国共商共建共享， 真正实现共赢。
记者：国际红十字在战区做人道主义援助，会有危险吗? 如何避免危险?
肖智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难过的，因为人道主义救护者，从来就不应该成为武装冲突的伤害目标，这也是国际人道法写的非常清楚的，医院、学校、平民，永远都不应该成为针对目标，但我们国际红十字在最近几年失去了数十名在前线的同事，真的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我希望未来可以做一名在前线的红十字代表，去到前线为受到冲突的人民提供援助，为武装冲突双方进行人道主义协商，去探访困在监狱里的人们。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牢狱里27年间，国际红十字坚持隔天探访，确保他的人身安全，他出狱的时候，第一个感谢的就是红十字。还有太多太多的事例，三块诺贝尔和平奖奖章，都是对国际红十字人道主义工作的认可。风险是有的，但是什么工作没有风险呢，危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的工作是专业的，组织也是把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我对国际红十字有信心，也对人道主义有信心。
记者：请您概括评价一下当前中国女性以及世界女性创业就业现状，是否有所进步? 是否存在阻力甚至瓶颈?
肖智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现在全球平均劳动力里大约40%是女性，亚洲公司执行领导层里只有4%是女性，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低的，女性劳动力里是有很多潜力没有释放的。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其实不低，但中国男女之间在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别依然很大，女性的职业天花板还存在，隐性歧视也并未消失，从数据上来看，女性在城市的收入在2016年刚刚超过男性的三分之二，在农村的女性收入只及男性的一半。笼统的看，包括人大代表、领导官员、经理在内，中国的女性比例只有17%。我认为我国女性职业发展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现在的玻璃天花板现象依然存在，而这并不是女性能力和教育水平达不到，现在在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层次中女性人数已经超过男性了，阻碍因素更多主要是在社会固有观念对女性的区别对待，还有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带来的种种限制。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数字时代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也非常关注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就业和创业情况。发达国家STEM 领域 (所谓的STEM就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的女性员工只占26%，这个数字在发展中国家就更低了。在长期被男性垄断的科技行业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丑闻也是常常在新闻中看到。这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让女性的参与率越来越低。这会造成一种什么后果呢? 在未来科技的开发过程中，女性没有足够的参与，缺乏一个多样的声音，会给研发出来的科技和产品带来很多隐性的偏见。比如在开发新技术时，整个设计编程过程都需要去应对用户的需求，对安全，隐私方面的理解也是越来越重要，而女性在这些方面都是有优势的，缺乏女性参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另一个层面来说，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未来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工作机会会增加，而诸如行政、组织和制造业等重复性和常规性的工作会大幅减少，而很不幸的是，大量女性集中在可替代性较强的基础工作里，如果不能实现技能升级，这部分女性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所知道的谷歌公司在每个分部都有女性员工俱乐部，在区块链界也有举办女性区块链峰会，这些都是一些科技行业里的努力，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并稳固现有的女性职业网络。在我国其实有不少科技公司的董事、创始人是女性，我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传播，让下一代的女性可以看到这些女性楷模，进一步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记者：当今中国社会环境下，对于 “如何更好地赋权于女性” 您有何建议?
肖智霖：站在一个年轻女性的角度，我认为有三点：
一，提高意识，打破身边的性别刻板印象，警惕自己潜意识里的性别歧视。比如当你的女性朋友，你的女儿、侄女，想学理科，想从事科技行业的职业的时候，别因为她是个女孩就阻扰，男孩女孩都可以学好STEM，可以成为好的技术员。
二，为女性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互助平台和机会，培养发展女性领导力。LEAN IN CHINA励媖中国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有更多这样的平台，让年龄相仿的女性互相学习分享，有经验的女性领导可以做导师。我在G(irls)20和巴黎女性会议上遇到很多女性高管，她们都说自己每年会花10%的时间来辅导年轻女性，这是一种很好的值得提倡的习惯，很多男性高管也可以加入。
三，倡导更平等均衡的男女家庭分工，现在国内女性如果28岁还没结婚就会遭到严重的催婚，可是一旦有了家庭，很多家庭的担子都要女性来承担，这对女性职业发展也是一种阻碍。我认为一方面，均衡分工，男女都可以养家，产假平摊，孩子需要妈妈也需要爸爸；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建立对女性更加友好的制度，真正认识到性别均衡对企业发展可以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在面试时就根据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来决定女性的工作机会。
记者：您认为家庭暴力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家暴的途径?
肖智霖：我是没有经历过家庭暴力的，我家里爸爸是非常尊重女性的，很重视对我和妹妹的教育，妈妈也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大家的经济地位是较为平等的。从我所读所学来说，我认为家庭暴力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权力不平等，男女的权力不平等，家长和孩子的权力不平等。这种权力又和经济地位，以及社会两性文化中的性别地位相关。所以性别平等，家庭暴力，这些社会问题都是相连接的。
记者：近年媒体经常报道与农村妇女有关的悲剧，您认为导致这些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肖智霖：这是个非常让人难过的问题，我看到报道说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每年大约有15万以上的农村妇女死于自杀，原因很复杂，经济困难、精神压力、法律保护的缺乏，生活中一个导火索就可能爆发冲突。据调查，冲突型和冲动型自杀比例是比较高的，我认为我们国家和社会需要更加重视这个问题，有很多措施可以做，比如加强对农药的管制和教育，提供更多对农村妇女心理辅导的服务，营造一种和谐积极向上的生活氛围，让她们明白遇到问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只能寻求自杀来解脱。
记者：您参与甚至创立过很多公益项目，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是否有不足之处?
肖智霖：我在大学时带领过两支志愿者队伍，一支去西非加纳修建厕所，传播公共卫生知识，另一支是去尼泊尔参与地震灾后重建。之后我成立了港大CMN创变者网络 (微信公众号changemakers2016） ，希望可以给不同学科，在各行各界的人士提供一个平台互相启发和激励，共享公益创变资源，我们会在港大定期创新不同的公益活动和公益参与方式。我对自己在公益领域做的尝试都还挺满意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可以更加了解我想帮助的群体，学习如何把同一个项目做的不同，做得更好。我也在通过自己的职业选择尝试去改变身边人对公益界固有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个词绝不应该只等同于热心肠，但是低薪，低技能，它应该意味着社会责任，意味着创新精神，意味着综合解决办法。我希望可以有更多大学毕业生坚持自己的情怀和理想，而不是只做一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其实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做一个公益人。我在G(irls)20和巴黎女性论坛上看到了来自各行各界的 “公益人” ，有银行家帮助人道组织开发新型人道主义债券，有工程师帮助解决非洲水资源问题，大家都有不同的技能和职业背景，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
记者：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不均衡等因素导致儿童教育的缺失及不均衡，你认为有无办法弥补这一短板?
肖智霖：我对我们国家很有信心，现在互联网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可以跨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我认为互联网教育是非常值得探索的一个解决办法。我创建的CMN创变者网络里有一群创变者就是在做互联网无国界教育的，把外界的教育资源和需要的孩子们相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探索的模式。
最后，想跟大家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打破这个性别的玻璃天花板，但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在这天花板上敲出一个裂痕，让下一代的孩子们，不需要知道这个玻璃天花板的存在。谢谢！
（责任编辑：徐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