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因为一起留守儿童农药中毒死亡事件，外界开始重新评估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父母在他乡务工，留守儿童在垃圾桶内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结局让无数人动容，以往在公共话语中屡屡被提及的留守儿童群体，以极端事件的形式呈现他们的命运。彼时毕节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留守儿童非一地之问题，但藉由这一事件，毕节与留守儿童的关系，确实被外界塑造得更为紧密，它成为一个地方标本，被各种温暖的善良的力量所持续关注。
 

    从情感的角度看，父母的角色似乎很难被他人所代替，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的话，父母之于孩子，无非是一个养育者的角色。从性格塑造到知识教育，大人对孩子的影响实在太大，父母尽责且有养育方面的自觉与能力，孩子受益匪浅，反之，若无这方面的意识，对孩子采取放养模式，则可能导致一生的遗憾。回想起旧时代我们的成长经历，父母在养育能力上的欠缺，确实会导致某种性格缺陷，比如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的不自然表现，对陌生人的排斥与畏惧，以及在诸多场合的不自信。俗语云：子不嫌母丑，它会带来情感上的慰藉，却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养育孩子能否做得更好？
 

    养育孩子不仅是父母的责任，外界科学的干预，对于父母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这样一个结论在当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研究者对这种必要性有过持续的关注，早在2011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农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调研报告》就显示：所调查的四省(区)1400多个农村小学生中，每100个就有近12个生长迟缓，身高和体重至少比城市同龄孩子晚两年；而2016年，由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等机构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团队参与的一项中国地区抽样调查则显示，在24-30个月的贫困农村汉族儿童中，有比较大的比例智商偏低。
 

    这些研究引起了外界足够的关注，国家政策和公益项目相继跟进，相继孵化了一些干预模式。比如国家的营养餐计划，就是通过国家财政支持的方式来改善农村小学生的营养状况。而公益组织的尝试，比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反贫困和儿童发展”公益行动，也已经持续多年。国家营养餐计划在各地试点，有着较大的覆盖面，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普适性的国家行为，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反贫困和儿童发展”公益行动，则从多个角度试图探索贫困地区儿童发展：一是“慧育中国”，通过家访的形式传播儿童养育知识，改善贫困地区婴幼儿家庭养育质量；二是“山村幼儿园”，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在贫困地区小学设立山村幼儿园；三是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为贫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补充辅食营养补充品，即“营养包”。
 

    这样一个内容庞大的公益计划，外界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项目要做的事太多了。的确，它仍然处于探索在阶段，目前只是在湖南、贵州等地开展试点，其中毕节就是试点地区之一。不过这些尝试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优势，大概是其得以开展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一些启发：一是，项目并非完全重起炉灶，山村幼儿园均设立在当地小学，充分利用已有的校舍，这种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为项目推广复制提供了条件；二是与企业充分合作，比如“营养包”，就是由企业负责，有一套成熟的流通、管理体系，其实操作起来相对容易。
 

    从需求角度看，在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这一试点地区，2017年项目开展之初确定的目标儿童为305名，但不少外出务工的父母把孩子一起带走，如今目标儿童减少至252名。按照每个家访员负责六七名儿童的配置标准，整个镇需40多位家访员，这个数字并不算高。然而，这只是一个试点镇，基金会可以提供足够的资源，从实践的效果看，不少受到项目支持的儿童，在身体发育和智商表现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就全国而言，类似的目标儿童可谓规模庞大，比如，全国贫困地区仍然有上千万的儿童享受不到学前教育。如果全部将其纳入帮扶，这意味着相对应的资源和资金需求将呈现几何量级的增长。
 

    实事求是地说，要依靠基金会重新建立一套养育体系，从资金和人力的角度看存在很大的困难。公益组织的尝试是充满研究性质的探索，最好的结果是，待项目成熟，国家力量适时介入。从大的社会背景看，当前大量农村家庭为追求更好的教育品质，纷纷涌入城市，结果乡村学校趋于空心化，尴尬在于，乡村教育不可能就此终止，不过需要重新考虑其角色安排。于此情势下，可以考虑增强乡村小学职能，除了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儿童早期养育等都可纳入其中，这会提升乡村小学活力，有利于整合现有资源。当然，这需要一套相应的教育体系，任重而道远。从营养餐到营养包，变化的背后意味着对起跑线的不同理解。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是新的公益热点，如同过往的公益热点，希望它能获得外界更多的关注，继而受到国家的重视。儿童发展，不仅是公益界的事。

（责任编辑：徐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