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菅宇正
“别什么都想参与，什么都想做，觉得到处都是机会，其实很可能是套路，是陷阱。一个机构，其实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好一件事，做精、做细、做透，就已经成功了。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杂而不透，慢慢就黄了，机构也会分散，所以得经得起诱惑。”程刚说道。
程刚，伴随着基金会中心网走过近8年的发展历程后，于2016年正式卸任基金会中心网总裁一职，转而成为执行副理事长，于他而言，不再需要过多地参与机构的实际运作，有更多的时间出去走走看看，了解不同的事情，反而可以跳出固有思维，思考公益行业这些年的变化。
翻开程刚的工作履历，可谓与公益发展息息相关，1993年进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全国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先后任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希望工程管理信息中心主任;1998年开始致力于中国基金会及慈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和透明度倡导;1999年参与了中国非营利组织信息网的组建工作;2009年参与了基金会中心网的筹建工作，并一直工作至今。目前还兼任着几家基金会和公益研究机构的理事和监事等社会职务。
23年来，程刚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中国公益行业，并且一直站在公益行业的一线，见证着它的发展与变革。作为早期进入体制内公募基金会的一批人，对于这些中国公益行业的老牌巨头，程刚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与认识。“时代在变，行业在发展，你不变，不改革，就只能成为旧时代的烙印。”
这么多年，我们只做一件事
《公益时报》：基金会中心网为什么会一直致力于收集基金会的相关数据呢?
程刚：数据不是万能的，但数据是对于一些事物客观发展最直观、最具象的表述，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离不开数据，因为那是基础。我们就是通过采集行业相关的数据，并进行归类，整理，研究，建立一个数据中心，这是一个枯燥的过程，但我们在坚持，并努力将数据不断细化。
现在，使用我们数据的用户，有很多是学者或者行业研究人员，但是未来，我们希望这些数据服务对象能够返回到数据的生产源，也就是公益机构。
他们通过基金会中心网看到与自己相近的公益机构的全方位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甚至包括企业、个人可以在这里看到对于某一类相同的公益项目，有多少家公益机构正在开展，每家的开展情况如何，公众对于此类公益项目的参与程度等。
《公益时报》：很多机构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会不断试图改变，寻找新的定位，基金会中心网是否有想过转型或改版呢?
程刚：我们只做一件事，我们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数据开展的，这就够了。别什么都想参与，什么都想做，觉得到处都是机会，其实很有可能是套路，是陷阱。
一个机构，其实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好一件事，做精、做细、做透，就已经成功了。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机构自身就会分散，杂而不透，慢慢就黄了，所以要经得起诱惑。”
不改革，就只能成为旧时代的烙印
《公益时报》：《慈善法》颁布实施后，对于基金会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程刚：早期的大型公募基金会，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均衡、不完善的时期产生的。这些年，在保障社会稳定发展、解决老百姓问题中，它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正因为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它们活在体制内，背后的行政色彩很浓重;也成为中国公益行业大资源的占有者。而随着行业发展，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出现，新的理念、新的玩法不断更迭，有一些依旧以老的模式运作的公募基金会渐渐有些不适应。如今，《慈善法》颁布实施，公募权开放，很多有活力、有创新力的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发展，这时候，如果你还按照老套路，会被淹没的。
可能我们都知道，有些基金会的理事会很难实现有效治理，更像是在走流程，还是要听主管单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尽管按照法规要求基金会重大决议都需要理事会表决通过，但是我们还是习惯于领导在会上对已经确定的事项进行通报，理事们的意见似乎无关紧要。这就看出，我们的很多老牌公募基金会，体制机制中的行政色彩还没放下或者不想放下，这是不行的。
《公益时报》：老牌公募基金会应该怎么做呢?它们已经有了哪些改变?
程刚：最近，我得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今年的筹款突破3亿，超过很多同类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它们一直在改变，效果很好;再比如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募款能力非常强，就是因为选择了民间性、资助型的发展模式。这两家基金会的筹款中来自互联网筹款与来自公众个人的筹款都超过了50%!紧跟着时代，这样才行。”
《公益时报》：公募基金会面临的很多问题是过去20年活在体制内所积累的，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彻底解决的。那么其他的中小型公益机构会怎样呢?
程刚：未来一段时间，公益行业的活力，将越来越集中到中小型公益机构身上。
其实在金融圈早就有了，它们早就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作为推动行业的驱动力，原因就是中小企业本身管理更方便，更灵活，转型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不需要太多受到内部体制机制的束缚;另外，中小企业的注册更简单，而数量的不断提升必然会带来市场竞争的激烈，竞争有了，活力自然就有了。
在公益行业，道理是一样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基金会出现，靠自身的能力、创新，在领域内发展，必定会更有活力。”
与之相反，大型公募基金会数量不会增加，甚至会减少，这是发展趋势。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里会将注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从800万提高到了8000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
在我看来，这种全国性大型基金会增长速度会放缓，而且随着参与公益慈善途径的不断丰富，富人及资产拥有者会越来越多的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参与，不会耗巨资成立全国性质的公募基金会，太麻烦，资金来源是问题，如何花钱也是问题。”
《公益时报》：最近几年，互联网等新的技术手段引起了公益行业的变化，新技术的运用会不会加速公益行业的发展呢?
程刚：现在的中国公益行业还很初级，是在向一个互助社会发展。不论是个人求助，还是公益机构开展的项目所涉及的教育、医疗、扶贫等，说白了就是弥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匀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在做一些本该属于社会保障体系范围内的事情。
中国现在的公益水平，就像是1960年的美国，我们只是在同样的时间中，有了新的技术可以使用，这种技术改变的更多的是外在的发展，筹款更加便捷，更加高效，但行业做的事情，公益机构内在的建设，体制的完善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的认识及公众的意识，这些都不是这些技术手段短时间就能改变的。
举个例子，现在国内很流行谈筹款，同样的问题，在国内和国外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在探讨，在国内，大家更多的关注是如何提升机构的筹款能力，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筹集更多的资金，是以筹集资金为最终目的。而在国外，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样的机构应该面向什么样的群体筹款，这些机构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什么，与什么样的群体沟通可以产生共鸣从而获得捐赠。
《公益时报》：新科技、新手段的加入有可能帮助中国的公益行业实现“弯道超车”吗?
程刚：“弯道超车”思想是国人比较喜欢的，原意指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超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的一些机构、个人对发展的渴望，也反映出我们的浮躁。
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别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才走到这一步，我们怎么能够想着绕近路赶超呢?更何况弯道超车本身就是违规的，不但不利于我们行业的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失去现有成果，还是要踏踏实实做。
《公益时报》：2012年，基金会中心网联合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及北师大珠海分校合建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程刚：这个项目，是我主动提出加入的。我们参与，但实际人员就是我自己，顶多再拉着陶泽(现任基金会中心网总裁)，利用周末的时间往返于北京和珠海两地，或自己作为主讲老师，或协调一些行业专家去为学生讲课。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每年提供资助，这些费用基本上都花在老师的聘请上，我们本身并不会从当中拿钱。
我认为这一项目是符合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趋势的。当时正值郭美美事件，对公益行业影响非常大，社会舆论很差，我开始认为是公益机构自身没有公信力，才会出现因为一件事情而让整个行业如此受牵连。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我们公益行业没有尊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专业，让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人都能做公益，鱼龙混杂，所以我认为需要开设这样一个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公益时报》：目前这一项目的进展如何，培养了多少公益人才?
程刚：目前，每届培养的学生都不超过40人，采取2+2的教学模式，2年大学学习后可申报这一专业，我们也设定了专门的学分考核制度，并且有半年的实习期，都是进入公益机构进行实习，获得的反馈特别好。因为本身他们掌握了一定专业知识，也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且在理念上认同公益行业，所以很容易融入到公益机构当中。
我们也考虑过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院进行教学，但是这就需要先到教育部将公益慈善申请设置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这个环节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些专家认为目前虽然在小范围开展的非常成功，但是一旦在教育部专业名录中增设这一专业，很多高校就会增设这一专业，但是目前没有成体系的教学内容，而且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所以，我们还在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