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的最后几天，王健林去了五个地方。

　　在欧洲的120个小时里，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其《万达哲学》英文版作了全球首发;在牛津大学，他发表了题为《万达国际化》的演讲;在瑞士，他密集访问世界体育大佬，全面布局万达体育产业;在巴黎，他豪掷30亿欧元，准备投资开发欧洲城(Europa City)。

　　然后，他匆匆回国，赶赴丹寨—一座位于贵州省的西南小城。那里有他牵挂的一场扶贫实验。

　　2014年12月，王健林第一次来到丹寨，与当地政府签下了一笔投资10亿元的包县扶贫协议，被称作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之举。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率领万达团队对这一项目不断进行考察、反思与纠偏，探索出一条全新路径，并将10亿元的投资额追加至14亿元。

　　这一次，他重返丹寨，颇有几分“督战”之意。

　　扶贫挺费劲儿

　　在当初那个投资额10亿的协议里，万达集团对丹寨扶贫的总构想是：企业包县，整体扶贫。

　　王健林希望，以一个大型企业带动一个县，探索出一种扶贫新模式。

　　他对扶贫有着特殊情结。早在1994年，万达就开始实施对口扶贫，截至2015年年末，万达捐赠现金扶贫累计超过50亿元，“在中国民营企业里面最多。”但是，“扶了20多年贫，也没有探索出成熟成型的经验。”王健林曾慨叹，扶贫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很费劲。

　　他曾参与定点扶贫了两个村，但近20年的投入，村子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尽管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但王健林认为那是万达投钱的结果。他反思：一个仅依靠注入资金的扶贫，哪怕提高了人均收入，但受益的往往还只是部分人，很难做到普遍受惠。

　　“之前我们没有找对路子。”2014年6月，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王健林表示，“2020年正式退休之后，不排除我去承包一个贫困县，专门进行扶贫。”

　　但仅隔半年，他即与丹寨签下了扶贫协议，包下了丹寨县。

　　丹寨为多民族聚居地，位于黔东南，总人口17万余人，是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3年，丹寨的贫困户有1.36万户，贫困人口达5.13万人，其中，84.78%分布在6个乡镇边远的深山区。据2015年丹寨《政府工作报告》显示，1988年以来，先后有八任贵州省长“联系”过丹寨。

　　从2014年9月万达第一次与贵州扶贫办接洽，拿到8个候选县的材料，到最后敲定丹寨，仅仅用了70多天时间，显示出王健林一贯行事的雷厉风行。

　　为何最后花落丹寨?王健林认为，“一来它的交通还比较方便;二来这个县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比较容易找准;再来我们高管告诉我说，他们县的领导积极有干劲。”

　　2014年12月1日，在国务院扶贫办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见证下，万达集团与丹寨县签署扶贫协议，初期决定出资10亿元，在丹寨县实施“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创新扶贫模式。

　　签约现场，王健林立下军令状：5年内通过产业扶贫，实现丹寨人均收入翻番。

　　签约的第二天，王健林亲自考察，一天走访了丹寨的8个地点。

　　家住兴仁镇烧茶村、靠低保过活的困难户龙绍芝，在自家院子里见到了这位神情坚毅的远客。两人闲话家常，龙绍芝一边看护小孙子，一边告诉王健林，她只是希望生活好点，在外打工的三个儿子能够回家。临走前，王健林塞给她一个红包。

　　为了打好这场硬仗，万达成立了由集团高级副总裁牵头的扶贫领导小组，派驻一批优秀高管到丹寨挂职县乡两级领导职务，对其在工资待遇、职务晋升上给予优待，并邀请国内顶级扶贫专家和产业学者，先后十多次赴丹寨调研。据介绍，一年内，万达内部仅这一项目的PPT就做了56版。

　　在一年多的调研过程中，原先规划的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

　　拍脑袋的东西能成么?

　　王健林做事素来大气魄、大手笔。起初，万达计划投资深加工企业：建设30万头规模的土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并建设万吨规模的硒锌茶叶加工厂，对全县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

　　但是几番论证下来万达发现，当地居民养猪多为散养，难以形成规模。王健林派团队调研了国内五大养猪企业，“都是一年挣一年赔，说整体十年算下来，全是个零。”没有利润，无法保证扶贫资金，只好放弃了养猪的想法。

　　丹寨茶树生长海拔高，富含硒锌，无污染，绿色有机，但每年只有短短十五天春茶采摘期，难以形成王健林设想的规模化效益。茶叶加工的思路也无法实现。

　　万达原计划每年从丹寨招聘约一万名农民工，到万达战略合作伙伴旗下的施工企业务工，万达为此派出了专门的招聘团队亲赴丹寨。但招来招去，只招到三千人，“能出去打工的人早都已经走了。”

　　初始方案中，万达集团还打算联合贵州以及黔东南州3所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招收300至500名丹寨籍学生入学，毕业后择优录取到万达就业。但最终因为协调操作难度过大，难以实现。

　　王健林感慨，“原来想的东西不一定实际。这一年调整下来看，最大的体会，扶贫不能下马伊始就拍板，拍脑袋的东西能成么?”

　　经过反复论证、调整，丹寨的扶贫基调最终定为“精准扶贫”。在丹寨县脱贫工作座谈会上，王健林显示出低调的一面，“万达丹寨扶贫不图虚名、不喊口号，扶贫项目针对性强，不仅搞好建设，也做好经营，不仅实现脱贫，还带动发展，更加注重实效，把精准两字落到实处。”

　　方案调整后，王健林将扶贫资金增至14亿元。其中，出资3亿元捐建职业技术学院，出资6亿元捐建一座旅游小镇，出资5亿元成立一支丹寨扶贫专项基金，这一规划涵盖产业、教育、基金，且实现了长、中、短兼顾—职业技术学院注重长期，旅游小镇注重中期，扶贫专项基金注重短期。

　　按照王健林的设想，职业技术学院主要招收丹寨籍学生，为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谋一条生计，并承诺择优录取50%的毕业生进入万达集团就业。“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2016年2月28日，王健林再次来到丹寨，当天正是学院工程开工的日子，一排排挖掘机、推土机伫立工地，蓄势待发。规划中的学院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可容纳2000名学生，设施达到国内大专职业学院的一流水准。

　　舟车劳顿的王健林丝毫未显倦怠，相反，他兴致勃勃，神情专注，仔细聆听着现场工作人员关于工程的介绍，甚至主动当起了解说员。

　　在现场，有人询问学院的学科设置，王健林细心地叮嘱工作人员，要增加酒店管理、农村电工、财会等专业，“既有前瞻性，又要兼顾实际需求”。

　　按照计划，学院将在2017年6月30日完工，9月正式开学。和王健林同行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嘱咐道：“明年一定要完工。”

　　王健林豪气回应：“哎呀，这个你放心，万达说哪天就哪天。”

　　规划中的旅游小镇，位于丹寨县东湖岸边，占地400亩，一期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建筑风格采用苗寨特色，并配套建设三星级酒店、多厅电影院、儿童娱乐设施等，引入丹寨的民族手工艺、苗寨美食、苗衣苗药等内容，打造一站式苗族文化体验。

　　旅游小镇计划于2017年6月开业，万达将发挥自身作为全国最大旅游企业的优势，将其打造成贵州的民族旅游名片，带动丹寨发展。并预计新增2000至3000个永久就业岗位，缓解丹寨县城群众及周边山区移民的就业困难。

　　在东湖旅游小镇项目现场，王健林继续向同行者充当解说者的角色。小镇的建筑材料采用仿木，“一为高效，二为环保”。设计上“利用高阶落差，上面一条街，下面滨水。”“每个苗寨都有一个鼓楼，我们的小镇也有，这是当地的风俗。”

　　按照规划，万达集团将对旅游小镇进行三年的经营扶植，在现场，王健林反复表示，旅游小镇不仅仅扶植三年，什么时候盈利了，什么时候交给当地政府。

　　现场有人关注工程质量，王健林眼睛一瞪，“中建跟万达是长期合作，监控很严的。”

　　多年的扶贫经验让王健林深知，产业扶贫再精准，每个贫困地区还有许多“阳光照不到”的人群。为此，万达特别设立规模5亿元的丹寨专项扶贫基金，由万达投资公司进行理财，每年保底5000万元收益，无偿分配给产业扶贫无法惠及的一万名孤、残、重病等特殊人群。

　　扶贫不能复制

　　位于东湖小镇旁的卡拉村，在苗语里称为“卡利亚”，极其落后之意。

　　改革开放前，这里主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改革开放后，市场打开，村民们把几位巧手老人做的鸟笼带到市场上出售，极受欢迎，村子里逐渐把手工鸟笼打造成特色产品。目前，卡拉村151户村民中，有120户都在从事鸟笼制作。除了鸟笼，卡拉村利用自身优势，搞起了农家乐，开发茶叶、蜡染、果酒等多种旅游产品。2015年年底，村头还建起了丹寨县邮政电子商务旗舰店。

　　32岁的村民杨昌新中学毕业后，在广州、深圳等地打了十年工。去年回家，看到村里大变样。“以前在县里很少看到外国人，去年回来，七天内，看到两三次外国游客，村里发展成这样，让我们也想回家发展，创业。”他打算在卡拉村也开个农家乐，希望万达的旅游小镇能为自家的生意带来人气。

　　在村头礼堂，认真聆听了村民的心声后，王健林诚恳地说，“无论怎么帮贫，这是外力。丹寨全县，各乡镇还是要自己努力。自己不努力，说，你来帮我，救我，这是不行的。”

　　王健林说，这次考察让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下一个阶段，万达还将研究一镇一策，甚至一村一策，争取帮助大家提前摆脱贫困。”

　　除了对丹寨包县扶贫之外，在贵州，万达也在推行更大规模的扶贫计划。

　　2015年3月，万达集团与贵州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总投资600亿元，在贵州省建设万达文化旅游项目和10个以上的万达广场。万达在贵州所有投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将增加10万个服务业就业岗位，每年缴纳数亿元税收。目前，贵阳、六盘水、毕节等地的万达广场已进入实施阶段，其它项目也将陆续开展。

　　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摘帽”。在现行标准之下，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至少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

　　尽管目前在项目进展的效率和执行力上惊人，王健林对项目结果表现出了少见的谨慎，“扶贫不能复制，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调研。真不是说，这个项目做得好，就把它搬到哪儿去，这个思路是不行的。”

　　在施工现场，说完这些，王健林匆匆踏上了返程的车，留给众人一道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