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钱晓华：商人爱史学

　　钱晓华可能是结识历史学者最多的中国地产商之一。

　　与之交游过的历史学者包括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1954-2011)、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传奇学者沈志华、曾与高华并称“南高北杨”的杨奎松、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等。

　　他像粉丝追逐明星一般追逐他们，像学生尊敬老师一般尊敬他们。身为绿城房地产集团执行总经理、赛富亚洲投资基金投资合伙人，他甚至乐此不疲地给他的史学家朋友当司机;还专门开设了一个微信群，为推进他们的历史研究定期向企业家朋友筹款。

　　这位宁波籍地产商五短身材、大腹便便，刚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上世纪80年代末，他离开工作五年的航空工业部，随“下海大军”南下，渡过琼州海峡，混迹在冯仑、潘石屹等人中间，开始了自己的商人生涯。

　　他自称“Mr. Cash”。但是，“再发一遍财没意思。”他想要换种活法。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中国人普遍有一种家国情怀，当年选择从体制内出走、下海，本不是他们的追求，“只不过觉得(当时的情况下)不能再在政府里混了”。

　　“我们是一代有理想的商人。”他又想起大学时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国家往何处去的思考。他三十年的朋友于建东说：“企业家痴恋历史的人里头他应该算一个。他还喜欢考虑国家、军机大事。”

　　钱晓华相信历史能够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提供路径选择的借鉴。从2006年开始，他以个人名义资助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2013年，他又和企业家朋友一起出资成立“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下称，东方历史基金会)，想通过体制外的专业慈善力量，推动中国史学研究回归“不妄言、不矫饰、不为尊者隐”的正常学术轨道。

　　“真正的知识来源于学术研究”

　　钱晓华说，在2009年6月22日之前，他从来没听过那么宏大的历史探讨。

　　那天早上，高华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有一个演讲。钱晓华至今清楚记得演讲的内容是“国民党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失败”。

　　他当时和高华坐在同一张大方桌旁，同桌的还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其他数十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包括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院主任William C. Kirby、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主任梁元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等人。一场名为“新中国建国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把他们聚到一起。钱晓华是这个会的资助方。“我出了20万。”他说。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是研讨会的筹办者之一，也是主讲之一。他告诉《中国慈善家》，如果没有钱晓华掏钱，无论是研讨会的召开，还是他们这些大陆学者赴会，都将困难重重。“(这样一个主题)审批手续很麻烦，很多东西受限制。我要去香港开(那个)会，回到(大陆可能)都没法报销。”

　　一位名为叶扬的参会者回忆，整整两天的研讨会可谓“火花四射”：有人直接指出讲者论文中站不住脚的地方，有人对讲者引用的文献或档案表示怀疑，有人说对方还需再去看看某某档案、某某文献，有人甚至毫不客气地表示讲者的论文令人费解、没抓到重点;而到了休息时间，大家却站起来彼此握手，哈哈大笑。

　　“假如中国的学术研讨会都这么个开法，何愁学风不正，学者偷懒?”对比参加过的中国大陆一些学术会议—“会上先是领导讲话，然后大家基本上按照流程念念论文，交流时间多数是互相表扬”，叶扬反问。

　　学者们热烈讨论时，钱晓华只是坐在一旁听，俨然一个专注的学生。他说自己不敢参与其中。“他们都是很严谨的历史学家，而且他们都有档案，哪一句话哪儿来的，当事人几月几号讲的都知道，你去跟人家吵什么东西呀?没有这个资格，对吧?”只有在茶歇时，他才会向学者们提几个问题。

　　专门到香港中文大学听会前，钱晓华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研究海峡两岸关系。他并非想要获取证书，只是想弄明白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最终，他带回的不是论文—“不能写报告，写了就回不来了”，而是四大箱在美国买的书。到了香港，他继续买了许多书，其中包括沈志华、杨奎松等十位中国历史学者编写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套书的资助方之一是沈志华及其夫人创办的社会团体“东方历史学会”，即东方历史基金会的前身。

　　于建东说，钱晓华读书极多，在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上，“起码称得上半个专家”。沈志华虽然没有专门和钱晓华从学术角度深入讨论过海峡两岸关系，但是，他肯定钱晓华的学识基础是深厚的。“有一本美国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什么书，我之前没看过，他介绍我看，给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大量阅读和参加历史学术会议之外，钱晓华还常常跟着历史学者去国内外实地考察、搜集档案，以至一些朋友开玩笑说他主业副业颠倒。有一次，沈志华沿着长白山、乌苏里江、黑龙江考察中苏、中朝边界，钱晓华和一些企业家全程跟着，一路听他讲中苏关系、中朝关系。沈志华曾问他们，这样不会耽误做生意吗?他们答道，生意上的事都布置完了，“现在是要学习”。

　　钱晓华甚至和一些企业家朋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吃饭委员会”，每月一次，偶尔两月一次，邀请历史学家们为坐上贵宾。席间，喝美酒，享美食，畅谈历史，清谈世界。

　　“虽然他们自己不是做学术的，但是知道真正的知识来源于学术研究。这点他们认得比较准。所以，他们获取的信息都比较扎实。这样对他们自己的思想、理念帮助也是很大的。”沈志华说。

　　钱晓华也表示，从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以及和他们的交游过程中，他受了很大震撼，也感觉很有意思。“我对历史的认识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说，他已然再难以但信官史、不做怀疑，或但凭片语、便下判断。

　　“学术研究需要回归正常轨道”

　　钱晓华受沈志华的影响尤其大。这和沈志华这位传奇史学家的学术名气有关，但是更加触动钱晓华的，是他对史学的热情和以档案搜集和整理为支撑的史学研究方法。

　　钱晓华认为这样发掘出来的历史更可靠和合理。他清晰记得沈志华对毛泽东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曾几易其稿的史实梳理—其内容体量将近一部专著。他从中看到了“反右运动”发起前更复杂、更血肉丰富的博弈过程，也刷新了他对毛泽东的原有认识。

　　有人批评沈志华的研究“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沈志华回应：“你发现了新的(原始)档案，说我说得不对，我要跟你讨论。但你什么都没看就说我不对，那我跟你怎么讨论?”

　　钱晓华很认可这种态度。于建东也说，他之所以愿意一起资助沈志华这样的史学家，是因为被“档案派的详实和尊重历史的精神感动了”，而他们主观上也“希望知道真实的东西”，而不是“模模糊糊甚至是改头换面的历史”。

　　“社会精英当然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不然在(圈子)里边怎么混?”钱晓华开玩笑，但也说出了一些事实。他指出，一个主要原因是官方历史描述和解释长期的政治化和绝对化。“在这个一定对、那个一定不对的逻辑下出现不同东西时，大家当然会感兴趣。”

　　在美国购买与历史相关的书时，钱晓华发现，那些书对历史基本事实的描述没太大争议，不同的是不同作者观察的角度和所做的判断。他认为这是史学研究比较正常的状态。然而，中国不一样，许多历史的基本事实首先就弄得不清不楚，结果是“歌德”和“八卦”混杂。

　　“没有比较准确的历史描述，怎么会有比较中肯的历史判断?”丰富的原始档案无疑有助于驱散历史迷雾。自成立以来，东方历史基金会的重点项目之一就是资助史学家广泛搜集和整理档案，为中国史学发展积累基础性材料。

　　2014年10月10日，“华东师范大学—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当代文献史料中心”(下称，当代文献史料中心)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揭牌。在仪式现场，身为东方历史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的钱晓华讲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故事。

　　美国总统胡佛(第31届，1929-1933)踏上政界前是一名采矿起家的商人。1919年，他在母校捐建了胡佛研究所，“收集(美)国内外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档案，并理解这些变革的根源和后果”。如今，胡佛研究所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20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资料库，其中很多档案和资料非常珍贵，甚至独一无二。

　　胡佛研究所的另一特点是对公众开放。此外，从上世纪40年代末始，它就开始召集学者使用其收藏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学术中心之一。美国以外的访问学者、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等也可以前往研究或学习，包括参加其每年举办的各种论坛、研讨会及座谈会等。

　　在揭牌仪式上分享胡佛研究所的故事，钱晓华的用意不言自明：他希望当代文献史料中心也能够效仿胡佛研究所，成为一流的学术研究平台。这也是沈志华的愿望。他说，在中国档案政策收紧、到国外搜集档案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钱晓华和其他企业家能资助这件事情，足见其热心、眼光和勇气。

　　根据东方历史基金会每年的项目计划，兼任基金委员会主任的钱晓华每年大概要为它筹集200万元经费。他专门为此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把二十多个志同道合的企业家朋友拉在一起，“大概形成了每人5万块钱的基本捐赠额，但也有一些朋友会捐赠多一些，例如10万或更多。”

　　钱晓华和参与捐赠的企业家朋友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捐款人不能影响学术的独立性”。所有研究项目都由且只由权威史学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根据学术标准评选通过。“学术研究需要回归正常轨道。我们只问他们钱够不够，不够了再拨。”钱晓华说。

　　沈志华更是深知中国政治化、利益化科研体制、评估体系的弊端。“一些冷门的研究方向，或牵涉到敏感问题的选题，都不给你钱做，给你钱就得按他的思路做。”他认为，中国现在很多人文社科的研究经费是在“做没用功”。

　　“如果社会上有更多企业家愿意关注、资助(独立的)学术研究，并且能够和体制内的力量结合起来，对于改变学界的风气、推动学术发展有很大作用。”沈志华认为，这也是钱晓华和他的企业家朋友们资助历史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