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研究员 郑硕 赵明鑫 实习生 张璠
摘要：关于“企业基金会”的定义，是“一个不准确的词语”，还是“一个准确概念的简称”，亦或是“一个边界组织”……对于这个公益环境中的特殊主体，是否需要“另眼看待”？
放置于发展着的互联网行业中，独立性、资源优势、成立动机、专业需求等等要素，在企业小环境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相互反应，并在新生、发展、持续或消亡中此起彼伏。究竟该如何看待企业基金会？怎样梳理企业基金会在公益事业发展中的角色与路径？我们试图对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美团基金会”）、天津市新氧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新氧基金会”）三家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互联网民企基金会进行侧写，以此获得一些答案。
关于企业基金会，好像总是有好多问题。
多年承接企业公益执行的从业者感叹，“一部分企业基金会最重要的岗位就是财务，除了捐钱什么也不做。”跟踪研究企业基金会的学者坦言，“企业基金会是企业的，还是社会的？这个边界至今没有厘清。”
公众的态度更为直观。有网友在知识社区发问：企业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还需要人们花钱支持他们的公益项目？企业做公益是不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当然还有一部分公众，对“企业基金会”这五个字无比陌生。
但自疫情爆发至今，民营企业及其发起的基金会身影无处不在。
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所进行的数据披露：截至2020年4月，全国共有11.06万家民营企业参与疫情防控，捐款172.22亿元，捐物价值119.27亿元，设立基金61.81亿元。
但企业及其基金会能做的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国的企业基金会以散财的方式为主， 又局限于专业性偏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的沈慎等在《企业基金会：期待将企业特长与公益专业性结合起来》一文中认为，“仅仅是拿出钱或物来递送给所需要的公众，虽然这样的行为是当前社会急需的行为，但其在如何打造、产生物质帮助之外的精神帮助的效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专业性差距。”
从老、中、新三代中国互联网民营企业基金会出发，侧写中国企业基金会十五年发展历程，试图从中剖析企业基金会的痛感与境遇、转型与路径，以及发展的边界。
定义
“我国是否有‘企业基金会’这一类别（专属名称），官方是否认可‘企业基金’这一类别？”
2022年3月8日，昆明市民政局在“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回答如上问题时认为：“企业基金会”是对由企业、企业集团或者企业家发起成立的基金会的俗称，其主要资金来源于企业或企业家捐赠。
“无论是慈善法或者基金会管理条例上，压根就没有企业基金会这个概念”，目前就职于企业基金会且兼任企业公益部负责人的艾晓宇虽然对类似定义表示认可，但却不太喜欢“企业基金会”这个称呼。
在他看来，这类基金会应该叫“由企业发起的基金会”，而企业与企业发起的基金会是两个独立的主体。
“我认为各种表述之间没有对错之分”，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注册机构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副秘书长谭红波表示，“可能大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企业基金会主要指那些由企业出资发起设立且运营发展的大部分资源依靠或来源于企业的基金会。有一些基金会由企业出资发起设立，但运营发展的资源逐渐不再依靠出资发起设立的企业。而企业基金会的日常运营发展资源有的来源于单一的企业，比如腾讯基金会；有的不是来源于一家企业，而是数家企业。
“我更认同依靠运营发展的资源来源于谁，来进行判断”，谭红波认为，“如果主要资源来源是企业的话，就应该是企业基金会。”
本文尚不欲确定或论述具体标准为何，根据所选择的侧写对象，此处使用的定义应该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基金会”，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亦可使用企业基金会这一惯用称呼。
对于称呼的“较真”，是各视角下的研究者们大都关注的话题，其背后便是对企业基金会一个核心问题的“拉扯”——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
“把握了底线，就不应该机械地去搞社会上说的‘去企业化’什么的”，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叶正猛曾在公开发言中引用《慈善法》第十四条规定：慈善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基金会中心网秘书长吕全斌也认为企业基金会不能轻易谈独立。在他看来企业基金会与企业“互相依存”，在治理不独立、战略不稳定，业务无品牌和资源不多元时，轻易谈独立容易“自寻死路”。同时，吕全斌也反对企业基金会完全“躺在企业的怀抱里”，应该按照现代基金会的运作规律将其进行考量。
但令人遗憾的是，企业基金会在实际业务运行时，往往受困于企业与之边界的模糊，或者从一开始便没有规划好基金会发展路径，而爆发各种冲突，并对企业基金会的管理层提出更高要求。
根据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日前对十一位民营企业基金会秘书长进行的调研中发现，企业基金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目前大约有五种类型：其一是秘书处对企业无序管理的“逃离”；其二是企业基金会俨然在实际层面成为企业的一个部门；其三是基金会原则上独立运行，但服从企业实控人的决定；其四是企业社会责任等部门与企业基金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五是企业将基金会“扶上马”，但对其后续的发展要求独立运行。
仔细分析各个类型基金会实际开展的业务不难发现，往往该基金会目前所处的管理窘境，一定程度上与基金会发起时企业的构想本身或者几无构想存在正相关。
“企业在发起基金会的时候一定要反复想清楚并进行论证”，谭红波在受访时特别强调，“不能说我要做公益，做好事，就拍脑袋去成立一个基金会。”
亮相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企业捐赠在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中占比一直在60%以上。
“应适度放宽企业基金会注册门槛及业务范围限定”，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借此帮助企业提升从事公益事业的专业化水准。有关专家也在评论该事件时直言：雷军的提案很有针对性，面对政策上的“高门槛”，民企们正陷入一场“基金会困局”。
从目前已有的企业基金会回溯，这是否真的是一场“困局”？作为企业基金会中的“大头”，民企基金会应当如何“亮相”？答案或许就在一个个已经实现突破的案例之上。
2005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2006年，腾讯启动筹备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发起的慈善基金会。2007年6月26日，腾讯基金会成立。
“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我们希望能够负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一些事情。”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在接受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专访时，谈到腾讯基金会成立时的考量。这同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此前的表述一致，“我们希望做一些事情，但希望形成自己的体系和制度。”
彼时没人能够料想到，不到一年后发生的特大地震，同样给公益行业带来了颠覆式的发展。
“2008年可以称之为中国公益元年……由于汶川地震，政府、社会认知到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志愿者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具有启蒙与里程碑意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曾在受访时表示。
此时，腾讯公益平台以网络募捐的形式发力汶川地震灾后救援和重建发起了网络募捐。据腾讯方面披露的官方数据显示，该平台上汶川地震的救灾项目一经发布，便在短时间内筹集到2300余万元。
实现这样的成果一定程度来源于，腾讯基金会及腾讯公益在诞生之初便设立的定位——“连接器”。“左边连接的是爱心的用户，右边连接的是公益行业和爱心企业”，腾讯公益平台负责人刘琴解释道。基于这样的原则，腾讯基金会十五年来变化、升级从未间断。
“不管一家企业或者一家基金会多么强，但是他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多年来践行资助型公益发展的刘洲鸿也认为，“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其实是需要导入更多的资源进来。”
做什么事，怎么做事，似乎从企业基金会诞生之初便能一窥全豹。
作为企业基金会的后来者，新氧基金会的公益之路开启得较晚，但发展起来的诱因同样源于灾难。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我们捐了1000万用来抗疫。”艾晓宇介绍，“当时捐给了红十字基金会。”他坦言，当时捐完之后没有深入思考要怎样去做公益。
但插柳成荫，基金会的亮相在捐赠之后发酵，他们的后台陆续收到一些公益求助：我在做整形，但我整形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明星，我想做回自己，还原我自己。
这个求助来自一位遭遇交通意外，导致全身大面积烧伤的孩子。
“这一类群体需要我们去帮助”，随后艾晓宇所在的企业开始捐赠医疗资源及资金。但受困于不专业的团队，救助效率十分低下，“2020年我们承诺捐赠1000万，但一年才救助四个人，钱也只花了很少的一部分。”成立一支专业公益团队的愿望呼之欲出，随后不久新氧公益部成立，新氧基金会亮相，艾晓宇出任秘书长。
“Herlin和Pedersen基于边界组织理论……认为企业基金会是介于出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一种边界组织”，东北财经大学博士陈钢、时任天津财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维安所撰的《企业基金会及其治理：研究进展和未来展望 》一文中引述道。
根据该文的解释，可以将企业基金会视为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能够起到聚集（convening）、转化（translation）、调解（mediation）和协作（collaboration）四个方面的作用。
境遇
当桥梁建成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保障通路是它最大的使命。
2015年，腾讯发起99公益日。这被业内视为互联网公益进化的重要标志。“腾讯基金会借助腾讯本身的连接能力，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数字化能力，快速地进行腾讯公益平台升级，向人人可公益迈进”，葛燄将此称之为第二阶段。
此时中国公益尚处于深水区：一方面公众尚未从不断发生的公益失信事件中走出，并对半强制性的集体捐赠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公益发展的公众局面仍未实现破局。
何以实现连通？99公益日努力地奏响了序曲。
谈及为什么要办99公益日，陈一丹用一句话概括了原因：“多年的公益探索和同行总结的经验告诉我们，症结出在‘信任关系’上。”
为此，腾讯基金会借助99公益日希望让每一笔捐赠透明化，让平台连通爱心者、行动者、资源方，让捐赠“在一个透明的玻璃世界里旅行。 ”
2018年，99公益日进一步开源，推出“冷静器”功能并号召“理性公益”。随后几年，腾讯公益联合行业共同倡导“透明公益”，包括推出公益项目公信力评估系统、互联网公益公众监督行动等行业共建项目，并陆续开展回响计划、公益股东人大会、公益真探等透明公益行动，“这几年大家会看到每一年的99公益日，项目、参与机构数、用户、筹款额在不断刷新”，葛燄将之称为中国互联网公益发展的体现。
而这恰是腾讯基金会发起方腾讯公司的优势领域，“腾讯本身是一个社交属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公司”，刘琴表示，“依托于企业本身很优质的产品，和公益去做一些创新和结合”。
如今，腾讯基金会及腾讯公益已经变成更多企业、基金会学习的经验。
也是在2018年，美团基金会由美团公司捐赠发起，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成立。根据其官网设置显示，该基金会主要进行“响应突发公共事件”“袋鼠宝贝公益计划”等项目。另依据其2021年度工作报告显示，美团基金会还开展了“数字化帮扶公益计划”，并在工作总结中称之为“数字化公益项目共创”，具体项目包括：净水计划、爱佑先心病、梦想中心、女生生理健康宝等。
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一年后，美团基金会便发起国内首个针对全行业外卖骑手子女的公益帮扶计划。从该基金会发起方的资源优势来看，这个项目具有先天的适配能力。与此相似，新氧基金会的公益项目也依托于自身的资源优势。
从企业基础出发，“我们也尝试着在整个整形行业里面做一些事情”，根据艾晓宇介绍，新氧基金会主要关注两大领域，分别是医疗救助体表缺陷患者群体和关爱女性，后者包括女性美育教育、青春期女性生理卫生健康教育等。
“企业基金会给公益慈善事业带来不仅是资源，资源的背后还有获得资源所奉行的价值观和成功的经验、发展理念”，谭红波以腾讯为例介绍，“像这种大企业本身动员资源的能力非常大，格局和体系也很庞大”。他认为这样的资源投入给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生态带来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但腾讯对科学、互联网的价值认同，其企业发展的经验也伴随着资源的有效运用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多启发和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京师善财传承实验室首席专家傅昌波也认为，“企业基金会运用企业的核心能力、资源来奉献于公共目的，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傅昌波也指出，企业公益或者企业基金会本身作为企业捐赠，需要照顾整个企业的共同意志，“比如可能需要企业董事会的决策”。此外对于企业核心能力和资源转化为公益价值的测算也很重要。他以抖音的流量和腾讯的首页空间为例，“贡献了多少流量来支持乡村振兴的，或者说哪一个电商企业在它的首页上开通了公益的接口”，都是可考虑的测算指标。
“这些都是真金白银”，傅昌波感叹，“亲兄弟要明算账，目前很多机制还没有很好的建立。”
向上
就目前现状来看，企业基金会所面临的情况不只是机制上的缺失，还有外部环境的复杂特性。
“腾讯基金会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腾讯公司的捐助，而公益平台上的资金则来源于网民的捐赠”，葛燄谈及基金会和平台混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腾讯宣布捐一个亿，其实是腾讯自己捐赠，而非向网民筹款的”。为了区分二者的关系避免网民的误会在此次宣布品牌升级细节之前，葛燄试图捋清二者的关系：腾讯公益平台是腾讯基金会最大的一个资助项目。为此，腾讯基金会和腾讯公益平台均升级了新的品牌形象，并分别更新了腾讯公益平台的品牌定位和腾讯基金会的发展方向。
与腾讯目前的处境相似却又不同，艾晓宇指出，目前一部分企业基金会所遇到的最大困境大多来自于外界的顾虑，“大众和监管部门会怀疑，这（合作）是不是意味着我为你们公司站台了”。事实上，多位企业基金会秘书长或管理人员向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表述过类似的现状。“这不是新氧基金会一家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基金会面临的共性问题”，艾晓宇补充道。
他坦言，基金会无法因此而摈弃企业带来的资源优势，“不可以一方面吃着企业的红利，一方面就不想太多沾亲带故，恨不得跟他剥离。”艾晓宇如此调笑道。
如何恰当地寻找平衡，艾晓宇想到了一个方法：寻找第三方基金会建立合作系统——同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合作，共同开展公益项目。此外，联合更多主体加入也很重要，为此基金会依托企业的资源邀请全行业上下游的企业共同加入进来。
这样的探索对于这家新生基金会来说意义非常，但也仅限与此，困难往往会随着时间的向前而不断增加。美团的公益轴线可能要更早一些，内部多链条的相互碰撞也带来一定的困境。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1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告》中将美团发起的“青山计划”作为典型项目进行解析。
但实际上，当时对于该项目与美团公益整体、美团基金会关系的梳理产生了难以言说的“缠绕感”。在面对公众端的传播中，这一项目内核的持续性也出了一定的问题，美团公益整体在传播观感上产生割裂。
不过从近几年美团社会责任报告和美团基金会信息公开中不难看出，改变、优化、适配一直是关键词。“这东西肯定是要下决心解决问题的”，青山计划负责人田瑾直言，“但我们内部有一种共识，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并坚信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事情，不能一蹴而就。”另据业内从业者透露，美团正在进行相关内容的梳理。
相较于另外两家，成立十五年的腾讯基金会，也在发力变化升级，寻找持续向上生长的力量。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在对葛燄、刘琴以及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展开的访谈中发现，三人对于当前公益行业的数字化程度持有同样的态度，“水平相对还比较低，但肯定是发展了的”。而这已是腾讯基金会及腾讯公益在相关问题上耕耘十几年才取得的发展现状。
葛燄用很直白的话来解释数字化的作用：例如有的公益机构在做路灯，希望通过获取地理位置，捐赠可以实时看到路灯在哪里亮，“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公益组织能够更好、颗粒度更细地执行项目。”
“我们生活因为数字化发生了很多改变，但我认为公益行业的改变相对较慢”，葛燄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开始的探索称为第三阶段，“探索公益行业数字化生态的方向”。正逢其成立十五周年之际，一系列升级举措对外公开。据腾讯基金会方面披露的资料显示，腾讯基金会和腾讯公益平台的业务升级将重点包括：腾讯公益平台的小红花公益账户、小红花开放体系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创新资助业务。
未来
“从募款平台，向可信赖的数字化公益服务平台转变。”
葛燄如此概括腾讯基金会、腾讯公益平台未来转型的方向。她举例，99公益日是腾讯公益和腾讯基金会为主体的公益活动，“将来也同样为其他主体做公益活动，更具开放性和合作性。”
刘琴也解释道，要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悦己的，还是利他的。这恰恰是腾讯为什么不能只做一个筹款平台的原因，“这是我们要升级成为服务平台的初衷。”
至于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刘琴从三个方面做了介绍：首先是要持续地做产品探索。这部分要求同腾讯内部的产品与公益机构做常态化合作，以及探索新的筹款模式。其次是建立用户和项目成长体系，“今年99公益日，我们也会针对小红花做一些创新型配捐。”最后是做公益募款服务，建立新玩法让配捐可以连接到更广泛的用户。“对于不同用户身份的层次，进行不同的配捐”，此外今年的99公益日期间，用户可以通过捐赠小红花支持公益梦想来为项目获得配捐，以此培养用户每日公益的良好习惯。
在腾讯基金会层面，刘洲鸿则从未来的创新资助方面透露：将关注社区发展，行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公益，资助行业知识生产和学习等等。
而这些在腾讯早前的整体规划中便是显见的。在腾讯2020社会责任报告中，马化腾等腾讯总办成员表示：“我们理解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是针对新发展格局下的重大议题，是以科技向善为使命，通过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探索高质量、可持续的实现路径，共享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祉，并以此为组织发展的首要目标。”
这本身便是腾讯基金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腾讯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葛燄也有着同样的态度，“每一个企业都有他回报社会的模式，不一定是资金”。她更希望企业能释放其核心能力，向消费者传导正向的价值观，为社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不过对于更多企业或企业基金会而言，未来所考虑的问题还不到“转型”的阶段，似乎更重要的是厘清企业边界、建构稳定形态。
在受访的一众专家看来，企业要不要发起成立基金会是首要问题。
“按照企业治理规范来决策是否建立基金会，然后决定用怎样的资源来运行基金会”，傅昌波建议，“高收入人群回报社会有多重途径，比如大额捐赠、设立慈善信托，或者成立企业家个人发起的基金会。”
吕全斌则认为目前企业基金会是企业践行公益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呼吁降低企业基金会设立门槛。同时，也希望企业基金会能运用好企业的核心优势和资源，与之相辅相成。
至于企业与企业基金会的边界，谭红波表示一定要把治理、资源、业务的边界理清，对于成立基金会要深思熟虑，“要尊重基金会本身作为依法独立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独立法人实体的身份，尊重它的专业性和运作的科学规律。”
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会，腾讯基金会十五年历程所具备的行业引领价值不可小觑。
或许很难从字面上规定清楚企业和企业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但从老、中、新三代互联网民企基金会的生长中细细感受，答案看起来尚算直观：尊重企业基金会独立性，但不寻求孤立式的发展；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发挥企业基金会载体作用；保证企业基金会的公益属性，规范远转不越界；阶段性审视、自检、升级，变是最大的不变……
当然，在探索或掌握这一切注意事项之前，更关键的是“成立基金会要想清楚”。艾晓宇感叹，“不要为了成立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