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摩拜单车入围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奖”所引发的大范围争论，令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感到“窃喜”。他认为这种争论是好现象，至少，这个之前社会关注度不够的奖项，如今被“炒”了起来。

　　对于这场争论本身，徐永光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在他看来，不但摩拜单车是社会企业，任何一家能解决“社会痛点”的企业，都是社会企业。

　　在徐永光的眼中，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企业解决了包括减少碳排放和雾霾、减少交通拥堵、解决城市公交“最后一公里”出行等社会痛点，其优点还包括摩拜单车的“互联网+”物尽其用，有益骑行者身体健康等等。

　　“除了摩拜，我还下载了OFO、小蓝和永安行等，几个月下来，肚子已经减了一圈。”徐永光说。

　　质疑摩拜单车不可取

　　针对摩拜单车是否是社会企业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它的大规模投放是否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管理上的滞后增加了社会成本以及它作为一家多轮融资企业，其首要目标是回报投资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非照顾公共利益。针对这些质疑，徐永光一一给出了他的看法。

　　在摩拜单车的大规模投放是否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一问题上，徐永光认为，这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会涉及的问题，在一定阶段内，它的确表现出了盲目性，但最终，经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节，这种现象一定会扭转过来。当下共享单车经济火热，多家企业入局争夺市场，经过一番激烈较量后，最终只会剩下几家，这是市场发展的正常过程，是企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然阶段。因此，现在就下结论认定摩拜单车的大规模投放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还为时过早，经过市场的打拼，其投放一定会更加科学，趋于平衡。因此，从这一点上来否认摩拜单车的社会企业身份，是有局限性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摩拜单车在管理上的滞后，造成了人行道的堵塞等问题，徐永光表示，这同样是企业在发展初期涉及到的问题，也并非摩拜单车的本意，随着市场趋于稳定、企业运作更加有序规范，这种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并非是不可治理的顽疾。

　　在争论最多的第三个问题上，摩拜单车的多轮融资，使得它必须要以回报投资人为首要目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非照顾公共利益。徐永光认为，这是对社会企业身份的误读。

　　“社会企业和做公益是两回事。社会企业是以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它首先是企业，而非公益。摩拜单车不用投资人的钱做共享单车，难道要依靠捐款来做?”

　　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取得融资并在市场发展中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同样，在这个基础上，给予投资人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社会企业只有获利，才能更好地扩大规模，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而给予投资人回报，则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社会企业，这同样有助于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

　　至于摩拜单车的商业行为所带来的营利性收入，徐永光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因为商业本身的行为就会对社会起正面作用。他举例说，在中国，如果一家企业赚到了100元的利润，那么企业要将其中的68元上缴给国家，这68元包括所得税、流转税等。再有，根据统计，企业收入的前40%都是社保基金。这也就是说，政府把社会包括未来养老的担子都交给了企业，而不是西方的做法—给予个人高工资的同时，也针对个人征收高所得税，让企业的税赋降低。

　　“为什么反对企业挣钱呢?企业挣了钱，最终有2/3又上缴给了国家，从这个层面来说，企业挣得越多越好。”徐永光说，“现在有一种观点，会把许多非商业的东西强加给社会企业，这样的做法，只会对社会企业的发展造成束缚，最终拖死它们。”

　　没有法律规定社会企业不能分红

　　徐永光所说的“非商业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社会企业的“公益道德绑架”。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企业被误解为公益机构，它所取得的利润，是不应该分红的，至少，也是限定比例的分红。

　　徐永光认为，首先，社会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在全世界都没有统一界定，因此，只要一家企业遵守了公认的三重底线原则，暨社会使命、财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环境的保护，那么，这家企业就应被视为社会企业。其次，对于社会企业是否应该分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并没有禁止的依据。而从社会企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态势来看，分红是一种趋势。

　　“美国的社会企业不存在是否分红这个问题，英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法律，规定社区利益公司的分红不得超过35%，这条规定导致针对这些公司的捐款和投资大幅度缩水，英国政府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更改了相关规定，如今在英国也不存在对分红的限制;香港地方政府倒是明确社会企业不能分红，我去年和他们辩论了一场，指出了不分红的弊端，如今，香港地方政府会给予社会企业一定的补贴。”徐永光说，“有人会以尤努斯的案例反驳，说尤努斯就坚决反对分红。这是一种误解，尤努斯并不是不分红，他只是不给资本分红，格莱珉银行的股东中，穷人占了94%，很多贷款者最后都入股了，针对这一部分人，尤努斯是年年分红的。”

　　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抛出“社会企业理应分红”这种观点的人，徐永光指出，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不分红机制引发的问题—社会企业无法获得投资、吸引不到人才加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受限，最终只能是一场空想。

　　“我们应该明确一点，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它是在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它只要接受《公司法》的约束就好;它不是公益，不必接受《慈善法》的约束。当然，如果社会企业的投资主体本身是慈善机构，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社会企业拥有地域属性

　　徐永光认为，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企业时，还有一条应该引起注意，暨社会企业的范畴，应该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层面去谈，而不能泛泛化，因为社会企业解决的，是当地社会的问题。

　　“比方在中国有一家食品生产企业，它能保证提供的食品是安全、无污染的，那么它在中国就是一家社会企业，因为它解决了‘食品安全’这个社会难题。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日本，那它就只能是一家一般企业，因为日本不存在食品安全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徐永光认为，当前我们已经置身在一个广义的社会企业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中，摩拜单车，毫无疑问是其间的代表—以解决社会问题和制造社会问题为分割线，当下存在的企业便只剩下两种，暨制造社会问题的“坏企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好企业”。这两种极端的企业都在我们周围，坏企业带来环境污染、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而好企业则解决社会痛点问题，对生态环境友好—后者，便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企业。

　　正是因为从广义的范畴上，徐永光认为社会企业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对于在现阶段制定中国社会企业标准这件事情，他抱以审慎的态度。在他看来，社会企业的概念刚刚在国内兴起，目前国内的社会企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关于标准的分歧也很大，过早地制定社企标准，如果操作不当，会产生误导，捆住手脚，反而影响了社会企业的创新发展。例如韩国所定的社企标准，几乎就是残疾人福利企业，2006年，韩国颁布了《社会企业促进法》后，因其条件过于苛刻，致使许多社会企业无法或不愿注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产业发展所需的多元性。

　　“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经济，是‘互联网+’思维下的一次创新之举。它进入了一个本来是政府管理的公共交通领域，表现出来的态势就是既省了国家的钱，又给社会带来了福祉，它有效解决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因此，它不但是一家社会企业，还是一家高标准的社会企业。”徐永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