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关注的“罗尔事件”似乎已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这个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内的“个人求助”案例，折射出我国现行制度与公众现实情感的尴尬。“罗尔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12月8日，公益大咖、深圳国际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读特记者的采访。  

       读特记者：“罗尔事件”里，罗尔的个人求助行为，不在《慈善法》的规制范围内，有人认为《慈善法》的适用范围较窄，对此您怎么看？

       王振耀：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的所有地方都需要法律来规范的，要留一些空间通过道德、伦理来解决的。像这样的一个个人求助案例，在各个国家都不能严令禁止。罗尔事件是《慈善法》正式实施后一起相当典型的案例，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产阶级出现困难的时候要不要救？

       发达国家总是有一些流浪汉在街头求助，大家甚至不认为这是乞丐，就是我随手帮衬你一点。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家还接受不了这样的概念。我们要过这样的关，中产阶级遇到困难求助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作为穷人呢，还是只是需要帮助的人？是让他卖掉房子成为赤贫然后再救，还是大家支持他一部分，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大家都在质疑，罗尔三套房子没卖就向社会伸手了。这个逻辑像是因为罗尔不是低保户，所以没资格求助。但慈善是做低保吗？显然不是的。罗尔事件说明我们的慈善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社会价值、伦理需要进一步提升。

       读特记者：《慈善法》解决了专业慈善的问题，比如个人需要求助的时候，可以通过公募的慈善组织开展募捐等。但从“罗尔事件”可以看出，公众行善的方式和专业慈善还有一定差距，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

       王振耀：《慈善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前卫的法律，因为它借鉴了各国的慈善法律，体现了现代慈善精神。一开始我们可能还不太适应，没关系，大家还有个学习过程。现在大家都很着急，有的说，希望法律来规范类似罗尔的事件。我想说，大家别着急。这样一个中产阶级遇到的困难，将来在社会上会很经常地发生。最困难的人毫无疑问要救，但慈善不一定只救助最困难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课。罗尔这个案例中，现在看来大家处理的很好。当这一网络求助事件成为公共事件以后，我认为政府、社会组织、罗尔本人的积极行动，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处理过程也显示了社会的理性与智慧。

       读特记者：既然在法律框架下不好解决，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类的个人求助案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王振耀：我觉得类似问题，规模过大的话，政府介入一下。这次有了很好的开始，深圳市民政局把罗尔、小铜人、微信平台等相关各方一起请过来，但民政局没有说要没收这个钱，或者说要求退钱，只是给各方讲清楚哪些是政府要做的，从政策角度来解读这个事情，而不是简单地盖棺定论。

       另外，从这个案例来看，我们的应急救助还要加强。如果让一个人不停地呼吁，社会没有应急响应，这是社会公益慈善结构性的缺陷。我们不应该让一个求助变得非常无奈，好像我们民族很冷漠。最好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病救助联盟”，这样就不会像罗尔一样出现尴尬。当然，如果是个人求助，也必须向社会公布正确、充分的信息，对捐赠者一个交代。

       读特记者：很多慈善组织都明确表示，像罗尔这种家庭情况，并不在他们救助的范围内。

       王振耀：现在很多公益组织，还是沉浸在对低保对象救助上。但是慈善的边界很宽。比如说过去有一个穷孩子，在网上募集善款500万，都是直接打到他的账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慈善组织在一些领域持续缺位，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风险。这都是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读特记者：有人说小铜人的营销是“带血的营销”，在您看来，慈善和商业有没有一个边界？

       王振耀：社会上有一些灰色地带，不一定都要划的很清楚，这需要一定的伦理来约束。我觉得还是应该给社会一个认识过程。比如说这次罗尔通过小铜人获得捐赠，这就是中产阶级求助的一种方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用一点市场化的手段得到救助。

       过去有卖身救夫救母，现在罗尔说自己是“卖文救女”。大家也要把眼界心态再放宽一些。不要把商业和公益慈善界定的非常清晰，有一点商业，大家就觉得受不了了。其实现在公益和商业结合是趋势。比如说宜家家居就是基金会投资的，它完全是商业化手段，但赚的钱用于做慈善。如果一个企业帮了人，获得了好名声，这也是应得的。难道让不帮忙的获得好名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