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 御风集团董事长、沃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尽管被誉为“地产界的思想家”，这几年也做起了自媒体“冯仑风马牛”并逐渐成为意见领袖，冯仑却自认是一个没有倾诉欲的人。他从不发朋友圈，微博也保持着克制，不分享私人生活，也不参与网络话题讨论。“我惜字如金，也惜唾如金，我表达的都是整理好的系统的东西。”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被这件大事影响一生的冯仑当然不会缺席观点输出——他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这个时代，但他不想落入窠臼。“大家都在研究改革开放40年，好像成了国家的主人，描绘未来。”冯仑说，“作为一个个体，我在想，怎么在改革中被改革了，我被改革，就说明改革在发生。”他写下《1978～2018：一个人的“被改革史”》一文，回顾自己经历的40年。“我不是有倾诉欲，而是要把我的观察思考和觉得有必要传达的内容，通过现在的媒体形式表达出来。”
“我没说全社会，我管不了那么多。就想我怎么在这40年里，一点一点被社会改造的。”他以自己为衡量尺度，“如果我被改革之后，越来越不爽，越来越失败，越来越饥饿，就说明改革错了。如果反过来，我被改革得越来越成长，吃的也好了，口袋钱也多了。见的世面也大了，人也开心了，说明改革是对的。”
此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冯仑谈到了公益。显然他很看重自己所参与的这份事业，他认为目前中国公益生态的形成是“一个极其让人兴奋的改革过程”，也是改革的一个成果，同时公益也在促进改革，解决社会问题，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将会发挥独有作用。
这件事很重要
冯仑是以一个“被动者”的姿态进入公益的。2004年初，《基金会管理条例》甫一公布，时任鼎天资产董事长的王兵找到冯仑，希望联合他和其他几个企业家一起成立一家公益基金会。这就是国内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由王兵、冯仑、李东生、朱新礼四人共同发起，冯仑提供了最初的办公场所。
2012年6月，冯仑(左一)参加爱佑慈善基金会组织的公益活动。
当时从未介入过公益的冯仑虽然不知道怎么去做，但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必须去做。“这个重要不光是对别人、对社会，也是对我们自己。”他在《1978～2018：一个人的“被改革史”》中写道。
公益天然充满着社会责任感的价值观，与他的内心高度契合。冯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就读，同学中有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毕业后，冯仑进入中央党校攻读法学硕士。
当时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整个国家都激荡着改革的轰鸣。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冯仑秉承书生报国理想，不时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等宏大问题，他对自己的规划是进入体制内，成为胡乔木那样的笔杆子，向高层建言献策。
但他后来的人生并未像最初规划的一般，在体制内工作几年后，29岁那年，冯仑脱离了体制，“被改革掉了”。他下海从商，于是有了后来“万通六君子”的故事。而在万通初期，他仍然不放弃理想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多年后，公益大潮开始涌动，当王兵向他发出邀请时，冯仑毫不犹豫，积极投身其中。从2004年起，他陆续发起和参与了十多家公益组织，比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壹基金、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世界未来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等。2008年4月，他创立了万通自己的企业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初接触公益时，冯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便与其他企业家组队去欧美考察，学习如何运作基金会，如何用职业公益人，以及如何对项目进行定量化考核等“专业知识”。这些理论日后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组织的成长。
2011年10月，冯仑当选阿拉善第四届会长
在西方考察时，冯仑意识到治理是第一位的，这为之后他推动阿拉善SEE的制度建设和完善埋下了伏笔。2011年10月，他当选为阿拉善SEE第四任会长，面对理事会上众多企业家会员百家争鸣甚至争执不休从而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他主导改革了阿拉善SEE的治理模式，明确理事会、监事会和章程委员会的职责，规定发言均要按照规则进行。
他将阿拉善SEE的会议比作城市交通，“北京几百万辆车，大家都想自由，都想跑快，怎么才能跑快呢?都遵守交通规则。阿拉善SEE(的会员)1000多家企业了，怎样一起开会，怎样发言，每人讲几分钟合适，就需要规则。用罗伯特议事规则管一段，用章程委员会再管一段，还有《慈善法》和监事会等，都是保证这1000辆车快速行驶的条件。”
从事公益十几年后，冯仑觉得内心有种释放的快乐。“你在商业世界里，天天都是算账，怎么收入，怎么支出。公益也算，但更多的是付出，付出就释放，就开心。你会觉得有能力来改变环境，改变自己，也改变周遭社会发展当中一些小小的欠缺的地方。这和做任何科技创造的体验是一样的，是一种创造的快乐，而在这创造的过程中，你通宵加班也好，不辞辛苦地去找到一个方法也好，同样是很快乐的。”
2016年10月11日，在2016阿拉善SEE公益之夜上，历任会长上台讲述十二载心路历程。冯仑表白：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在于一个个平凡的坚持当中，都在于我们不放弃，在于我们不后悔，在于我们死不回头。
“这不就解决了?”
改革开放的40年，在冯仑看来，赚钱的部分(即经济改革)，已经改得差不多了。“40年把赚钱这套专业体系，运动场、运动员、教练都培养出来了。”他打比方说，“有了运动场，有了规则，投行、商学院都是教练，退休的企业家也是教练，运动员(创业者)层出不穷。然后国内国外的资本市场都打通了，这部分是改革40年最成功的，所以咱们今天有吃有喝有地位。”
创业早期，冯仑深刻经历过没有体系可依的“野蛮生长”时代。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弄潮儿，他形容自己是从“非职业选手”逐步变成“职业选手”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万通曾有一段时间将“守正出奇”作为价值观。“一定要正，来一个法规我们就学习，这样逼着我们自己成为职业选手。”冯仑细数过，“从1993年《公司法》出台之后，到现在，关于赚钱和赔钱之后怎么办的事，有二百五六十个法规，已经很全了。没有这套法规体系，‘职业选手’，所谓的企业家阶层根本不可能成长起来。”
《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封面
冯仑最终在剧烈的时代变动中“幸存下来”，成为“职业选手”。“现在闭着眼睛我就知道怎么把一个公司做起来，脖子以上，董事会的事，就是使命、愿景、价值观、定位、战略、团队、制度、激励和风险控制，对吧?”他说，“脖子以下，经理管的事，就是产品、生产、研发、销售、劳动管理、市场、品牌。”
在今天市场法规体系已完善的情况下，守正已不再是冯仑强调的重点。“游戏规则(对于)大家是一样的，比如你上市，买股票，也找高盛、四大会计事务所。”冯仑认为，如今外部约束已远远大于内部约束，税务、工商部门知道企业所有的财务信息，银行会记录个人失信信息，“外部监督都超过内部监督了，所以就不用我强调正不正了。”
《中国慈善家》2013年10月刊封面
在他看来，关于怎样赚钱的改革，自从建立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整套体系之后，“这个事就结束了”，接下来要改的，是不赚钱的，即花钱的部分，而公益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通过参与公益来解决社会问题，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一个方法。”
他分析说：“社会改革包括被动的他组织怎么变成主动的自组织，怎么样由政府来包办一切社会问题，变成社会的公民、公益组织等自组织，来自主解决身边的一些问题，比如社区问题、污染问题、扶贫问题，这都是社会问题。”
冯仑以爱佑慈善基金会为例。爱佑每年解决1万多名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后来引起政府重视，将之纳入医保。“这不就解决了?”
以壹基金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救灾中所体现出的巨大作用，也给了冯仑信心。“如果更多人参与到公益当中，实际上相当于给政府减负。社会组织解决的问题越多，政府就越会趋于小政府，为机构精简改革创造更大更现实的空间。原来都是政府雇佣的，如果这些人统统都变成社会组织雇佣，那政府还有这么多人吗?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对吧?”
对于困难重重的医疗体制改革，冯仑认为公益也有机会参与。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视频，一个母亲裸体抱着孩子求助于医院，这令他非常难过。“一个母亲，三十来岁，没办法引起大家注意，只能采取这种极端的表达方式。还会有其他看不起病的，怎么解决?”
在国外考察公益时，他曾发现一个解决方案。由于国外不少医院都与公益组织挂钩，如果遇到上述看不起病的案例，医院一定会收治病人，而病人只需出示有关证据，证明自己确实没钱看病。“一年下来医院会接诊类似的病人大概几十个，可能花了三五百万，到年底和公益组织报账。”冯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机制，“我一直想推动莆田系来做这个事，做一个莆田系公益基金，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他深入思考过，“中国人多，总有破碎的家庭，失败的创业者，都会面临很多经济问题，他们看不起病不行，但医院也要运转。所以要有公益组织支持，再加上商业保险、互助保险，用商业的思维、公益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政府管不了那么多的细节。”
冯仑对未来公益推动社会改革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现在六七千家基金会，每家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六七千个问题。如果再用10年，做到20万个，社会问题基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