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6 来源：公益中国网
公益中国网讯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布《企业扶贫蓝皮书（2018）》，对企业参与扶贫的规模、效果进行统计梳理，并为企业进一步参与扶贫提供案例参考。本网围绕《企业扶贫蓝皮书（2018）》的作用与意义、呈现的问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中国企业扶贫蓝皮书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秘书长钟宏武。
任务突发与认识不够导致企业扶贫工作存在“两低”
记者：《企业扶贫蓝皮书（2018）》显示上市公司扶贫工作呈现“两高两低”的特点，“两低”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钟宏武：“两低”主要是指管理水平比较低与信披水平比较低。
管理水平比较低，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扶贫工作对上市公司来说是突然而至，不少上市公司以前没参与过。以前扶贫工作主要由有定点扶贫任务的企业来负责，定点扶贫是央企任务，有一套完整的扶贫机制，已经运作了很多年。精准扶贫任务提出后，其他上市公司也要参与其中，任务突然提出来，就不可能快速建立起体系，只好着手把扶贫的事先做起来，如果说有规划、有打法，还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可能需要过程。而以前就长期承担扶贫任务的企业，比如说90多家中央企业，基本上都有一个扶贫办有一套完整的人马，扶贫机制是完善的，管理体系是完备的。
另外一个原因客观讲，一些企业对扶贫工作有些抵触。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些上市公司认为，上市公司对股东负责，不想把扶贫做大了，何况还需要两个人专门负责，对扶贫任务的认识没有到达高度。这可能是受到传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因为在资本市场这个思路是比较强烈的，企业就是对股东负责，对投资者负责，有些企业觉得资源的过多投入可能会产生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管理水平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任务的突发性，第二个是认识的高度不够。
第二个“低”是信息披露水平低，信息披露水平低，我觉得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信息披露要求很高，上交所、深交所在2016年12月份同时发文要求上市公司每年要公开披露扶贫信息，制定了一个包括30多项指标的明确的扶贫要求，包括扶贫规划等问题，如有没有相关的方案、年度下一步工作计划等；还有投入的问题、相关产业培训等各个方面；还包括成效，它有一个指标体系，明确发给了所有上市公司。
这个指标体系几乎完全拷贝了以前有定点扶贫任务企业的要求。长期以来以中央企业为主体的单位，一直在做定点扶贫，中央企业大概负责42%的定点扶贫县，246个贫困县，国务院扶贫办对他们有一套考核体系，6个方面约有30个指标。当突然也用这些标准来要求其他上市公司时，有点像把大学生做的题，交给小学生来做，就有了难度。所以这次我觉得对扶贫任务与信披要求偏高，企业回应起来有一定难度。
第二个仍然是意识问题，很多企业认为扶贫是阶段性任务，做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完整的扶贫信息都整理出来，而且披露本身也有工作量，没必要复杂化。也有这么一个问题，信披的难度确实较大，因为指标体太多，要求太高。有些上市公司信披意识确实也有欠缺，还是传统观念——上市公司编好年报给投资人、清楚财务指标是根本，而扶贫能说一下则说，不能说也不强求，就形成“信披水平低”这种状态。
脱贫目标实现之后 企业将转而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今年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举措和新模式?
钟宏武：今年有一个新动向，很多企业开始关注乡村振兴问题。因为2020很快就要到了，到时候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扶贫工作是不是就结束了?精准脱贫任务完成，它只是我们讲的“及格”，不能说农村贫困家庭有个温饱就可以了，那肯定不行，因为十九大也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于农村，其实也就是乡村振兴。我们要把所有乡村变成安居乐业的新农村。
所以说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展望未来，瞄准2020以后应该怎么做，也就是在把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进行无缝衔接。比如华润集团，已经酝酿这些事情，跨越式的战略开始显现，瞄准2020以后，来进行规划、布局、资源投入。企业在主动思考这个问题，是根据国家战略布署的提前行动，我觉得这是个积极现象。
记者：2020年之后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贫困的阶段，绝对贫困消除了，您刚才说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要求里有“产业兴旺”，请您介绍一下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民企，在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积累了哪些比较成熟的经验？
钟宏武：产业帮扶或者产业脱贫，它实际上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最大优势。输血式的扶贫方式企业不占优势，企业自身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在浙江调研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当地的一家矿业公司很大，在全国每年领养一百个孤儿，但是这个好事很难做。真正在执行的时候，这些孤儿所在的那些县政府不敢同意，因为很简单，我现在把领养权全给你，以后哪天你公司效益不好，你破产了，这些小孩怎么办？这家矿业公司做的就是典型的输血式慈善。这种输血式扶贫不能由企业去做，应该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可以用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搭建未成年人保护网。
企业我觉得参与更多的应该是造血，就是进行产业结合，把自己企业的产业优势和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对接，形成可持续的脱贫机制，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能够变成企业商业模式中的一部分。不要觉得公益应该是纯粹的利他，那样反而是不能持久的。我觉得扶贫也是应该是变成一个互利的关系，贫困人口来企业打工，来做农业产业化项目，或者说做服务业，都能够变成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因为最后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那么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公司掏出一笔钱来养活这些人，对贫困人口来说，这样也没有办法实现能力的提升。
具体来讲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国企民企外企我各举一个例子。
国有企业里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中国石化。中石化的精准扶贫从绝对投入来说不是很大，肯定没有中石油多，因为中石油管十个县，每年一个县一个亿，一年就是十个亿。中石化可能也就是一两个亿的规模，但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中石化有一套自己的零售体系，它可能中国最大的便利店，叫易捷，每个加油站都有这么一个便利店。因为有销售渠道的优势，那么就可以卖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比如可以卖甘肃羊肉，当地养羊很有名，就把羊肉销售渠道疏通好了，然后教农民加工、包装，拿到超市去卖；比如西藏卓玛泉矿泉水，水再好，你要没有物流，没有这个渠道，就不可能创造价值，因为那个东西你只能养在深闺中，从西藏运到比如说三亚去，那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以前中石化卖农夫山泉挣钱，农夫山泉自己就有配送体系，销量也大，一瓶成本才五毛，卖两块挣一块五。现在卖卓玛泉挣不到钱了，因为物流很贵，从西藏运过来，成本变成一块五，只赚五毛，但是能够带动贫困地区的增产增收，关键是有产业就会有就业，才能真正让贫困人口剥离贫困的环境，实现跟社会的融入。我觉得这是中石化做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说是中石化特色的产业扶贫模式，把中石化的销售渠道和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有效的互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从民营企业来讲，我觉得比较好的案例是万达。万达在丹寨的扶贫，我们叫短中长结合。因为是包县扶贫，跟中石化的定位就不一样，中石化属于产业扶贫。包县扶贫也要做好多事情，整个县都得负责，就存在一个兜底的问题。兜底，政府都没钱，所以万达为了兜底，建立了一个扶贫基金。扶贫基金帮扶因病致贫的或者生活上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先把特殊贫困人口都扶过去。第二个就是产业，万达在丹寨建了一个万达小镇，有歌舞表演、住宿等，有了这些贫困人口就可以去就业，贫困地区总有一些地方特色，就可以跟企业产业去结合。第三个就是长期，长期就是教育，扶贫先扶智，如果要真正的摆脱贫困，还是要读书学知识。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万达也建立了一个教育扶贫体系。这种短中长结合的扶贫模式我觉得值得借鉴。
从外企来讲，我觉得三星的案例挺有意思，因为三星的产业很难结合，属于高技术产业，没法将扶贫与企业产业高度结合，它的产业链跟贫困地区的融合点较小，怎么办呢?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了麻麻花的山坡。这个案例很有名，大家方便时可以去体验，通过一些乡村民宿的打造，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第一租了贫困人口的房子，建成以后有租金。第二贫困人口又在那里上班，还可以入股，有分红，还有工资。所以我觉得这些创举都是企业在殚精竭虑，在考虑怎么以造血为主，兼顾多个方面的扶贫措施。我觉得这个案例对扶贫工作也很有启发。
我们今年跟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合作，做了一个企业扶贫优秀案例项目，比这个蓝皮书里的案例要多，一共收录了近700个案例，可谓争奇斗艳。有很多金融行业企业的一些做法也很有意思，大家都在想办法来创新造血式的扶贫。那个课题在1月份将正式发布，选出了中国50家最好的企业扶贫案例。
中国精准扶贫的“六度”经验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记者：您认为中国扶贫模式对国际扶贫有何借鉴意义?
钟宏武：中国扶贫是开创人类先河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因为消除绝对贫困，哪个经济体哪个政权都不敢如此说，只有中国在习主席的领导下，有了这样的伟大壮举。落实到企业扶贫来说，我觉得有一些显著特点可以说是中国经验，值得向国际社会分享，我们称之为“六度”。
第一个是认识要有高度。企业的认识要有高度，不管你是什么企业，民企外企国企，如果一把手不重视，这件事肯定干不成。有的企业不认为扶贫是自己的事情，国外的企业为什么对扶贫参与不够，是因为企业认为扶贫不是企业要解决的事情，他认为这件事是政府要解决的事情。想都不敢想扶贫这件事，怎么会跟自己的企业扯上关系，觉得匪夷所思，受到了传统企业理论的影响，认为企业不能越位去做一些政府应该承担的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的作法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但是现代企业、社会、政府这三者角色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以前还可以说各负其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企业搞好经营，社会组织来做公益慈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现在有些企业很大，大到别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就无法回避扶贫这件事。所以认识上要有高度，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参与扶贫，对于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就是中国经验，凡是扶贫工作做的好的企业，都是领导高度重视，比如恒大集团许家印，天天都在忙扶贫，投入很大，几乎干成主业了。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也都是一把手挂帅，认真承担起精准扶贫的责任。
第二个就是扶贫要选好角度。就是中国企业精准扶贫，我觉得不是缺什么我们做什么，肯定不是这种逻辑，这样的话又可能干不成，钱花了不少，未必能达成扶贫效果。这个角度实际上我觉得一定要符合地方的实际需求，也要兼顾自己的产业的特色。如果角度没选好，也许钱没少投，可能最后各方都不满意，甚至成为一个烂尾工程。扶贫也有烂尾工程，搞了半天，看到搞不成了，企业干脆就撤退了，非常不好。我觉得扶贫角度实际上是要深度研究的，也是一个学问，也是个专业，要有部门有专业的东西来跟进。
第三个就是扶贫的工作要有深度。扶贫工作要扎到一线去，不能忽悠一下就算了，后来这个事就没有下文了，这样肯定不行。因为现在的扶贫是精准扶贫，就一定要建档立卡落到实处，落到具体的家庭与个人身上。不能一年去一趟现场，然后再开两个会就算完成扶贫工作了。现在一般来说，真正做的好的都是有一套深度扶贫工作机制，直接扎根到了贫困户家门口，一对一，很深入，这样才会产生实际效果，要不然扶贫工作就浮于表面了。
第四个就是合作要有广度。这件事要做强做大做好，需要多方合作，除了政府、贫困户之外，还要跟各方力量结合。比如说媒体，要多去沟通交流，传播有效经验。也要去看看同行怎么做的，学习人家的有效经验。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有专业能力，比如三星共享村庄项目，如果不是与扶贫基金会合作，共享村庄项目就不可能搞好，农村扶贫是很专业的事情，比如说分钱你都不会分。所以你得跟专业机构去合作，不然的话你这个工作就白做了。
第五个还是投入要有力度。不真金白银的干，只口头承诺，那肯定不行，不能今天说两百亿，明天说三百亿八百亿。有些新型互联网公司说得很大，到头来什么都没做，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公众不是傻子，政府也不是傻子，不能老忽悠，因此现在扶贫办就专门在做扶贫打假。比如某县有5万贫困人口，有企业说投了100万，说大家都脱贫了。粗略一算就会发现这些钱肯定不够，这样的扶贫肯定就有问题。扶贫这件事想要说到做到，肯定需要相应的力度。
最后我认为沟通要有温度。温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扶贫不要搞成冷冰冰的数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有些扶贫的企业投入很大，特别资源比较充裕的企业，拿十亿百亿的也不怕。但是到最后感觉就是在完成任务，缺乏真正的关怀和沟通。我觉得这样也不行。这个事本质来讲，扶贫工作实际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达方式。
因此，在全球扶贫事业中，特别企业参与扶贫中，我觉得要把“六度”把握好，就是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这六度缺一不可，缺掉哪一项，都不算是中国特色的扶贫，都不会成为拿得出来的，叫得响的，或者说可信、可行、可学的优秀案例。
社科院将继续致力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并进行“乡村振兴蓝皮书”编制
记者：除了您刚才提及的，接下来社科院的在扶贫领域还会有哪些研究计划？
钟宏武：在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的指导下，课题组连续做了三年的企业扶贫蓝皮书，今天发布的是第三本。此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相关课题，比如说前年扶贫办委托我们做了一个促进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机制的研究，还有一些类似甘肃陇南电商扶贫绩效评估等等……今年除了扶贫蓝皮书之外，还有刚才说的企业精准扶贫案例课题研究，就是要找出一大批可信、可行、可学的优秀案例。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在三个方面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和研究设想。第一个就是关于企业精准扶贫的量化评估，扶贫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现在还是以定性评估为主，大致从几个方面进行评估，没有涉及实实在在的指数，或者拿出一些关键指标来进行逐一打分，这是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社会扶贫司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想法。
第二块就是精准扶贫是1.0版，乡村振兴应该是2.0。所以我们将在明年开始进行乡村振兴蓝皮书的编制和发布。这块我们将与清华大学一起合作，清华大学动作也很快，乡村振兴一提出，就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然后我们已经说好了，明年就开始编制，因为这个还得坐一望二看三，要有一个未来的布局。
此外我们还是要把一些传统研究项目继续做好，比如扶贫蓝皮书进一步的深化，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媒体朋友关心的一些问题，都放到我们的研究范畴中去。比如刚才你问的“两低”为什么低？蓝皮书上只是说发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去深入地探究背后原因，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扎深一点，能够在未来的研究成果中有所体现，对实务部门制定政策、调整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 企业扶贫蓝皮书》开学界先河 优秀扶贫项目库意义重大
记者：请您阐述一下《企业扶贫蓝皮书（2018）》发布的意义与作用。
钟宏武：《企业扶贫蓝皮书（2018）》的意义和作用，大概有“五个一”。
第一个是，这本书成书之前，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专著。这是第一本研究企业扶贫管理行为和绩效的专著。
第二个我们有一套做好企业扶贫的方法论，刚才我讲的“六度”，与这个有很大关系。
第三个就是蓝皮书里面有一个年度优秀扶贫项目库，因为扶贫工作某种意义上是实践，理论相对苍白。扶贫工作怎么做，某种意义上还是得对标先进，同行业可以参考人家怎么扶贫的。比如某家发电企业做什么，同行业差不多也可以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优秀实践案例，价值更大一些。对于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扶贫项目库很有现实意义。
第四个就是我们有一套对优秀扶贫项目的评估体系。从五个方面来评估，第一是从成效。评价一个项目要看这个项目到底真正帮助了多少人？第二要有健全的管理体系，包括扶贫管理、扶贫规划。第三是创新性，现在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企业应该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优势，开创性举措来推动。第四个，就是可持续。我们特别看重一些扶贫项目能不能持续的开展，尤其是这个项目本身，如果企业一旦撤离，会不会返贫。第五个是可复制，首先项目本身可复制，其次是理念、方法可复制。
最后一个我们这个研究应该说对于持续研究评估企业扶贫提供了一个基础数据库。因为我们每年都会采集很多大企业的扶贫数据信息，比如说今年我们就采集了1892家A股上市公司的精准扶贫信息，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人会像我们这样。所以我们的结论或者判断，基本上还是基于大数据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对未来的扶贫工作，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实践的调整，都会有一个连续观察的基础。现在的研究不能完全是概念了，还得有数据的支持，用大数据作为基础。（完）
（责任编辑：徐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