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强调“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此背景下，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这一规模庞大、情况复杂且类型多样的群体，实施过渡期后的常态化救助帮扶，不仅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紧迫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性。社会救助工作应聚焦于进一步优化农村低收入群体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确保救助措施精准高效，同时加快社会救助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资源、政策与服务的均衡覆盖。通过综合施策，不仅要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更要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从而逐步实现收入增长、能力提升，迈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
严密防范农村低收入群体返贫风险
农村低收入群体占农村总人口的约22%，多分布于资源匮乏地区，家庭负担重且人力资本低。对这一群体的帮扶不仅关乎脱贫成果巩固与返贫预防，更影响乡村全面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尽管全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低收入群体仍存在返贫风险，该群体增收乏力，受经济波动、市场政策影响大，教育水平低、技术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此外，农村低收入群体可行能力（即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不足，多维贫困显著，自我发展能力脆弱，需提升可行能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激发其内生动力，促进持续发展，避免返贫，共筑共同富裕之路。
农村低收入群体帮扶面临多重压力
当前，农村低收入群体帮扶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尽管脱贫攻坚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经济增长放缓与市场波动对农村群众生活造成了冲击，加之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使得帮扶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不稳定因素影响部分群众生活，使得刚性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困难概率加大。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面临更大挑战。同时，帮扶主体需要更进一步的统筹整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协调联动不足的问题，避免资源浪费和目标交叉重叠，防止“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此外，救助帮扶形式也需要精细化推进，克服潜在误区，稳定脱贫根基，并明确低收入标准，避免误判和权力寻租现象，同时推动服务类救助的发展，满足困难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进一步优化农村低收入群体帮扶措施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现实诉求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必须加快优化资源帮扶要素、参与主体结构及政策体系，以提升社会救助制度与帮扶体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一进程需秉持制度先行、规范运维、精准识别、高效兜底、稳中求进、量力而为、城乡一体、缩差共富等核心原则，推动分层分类的精准帮扶，促进帮扶资源的有机整合与兜底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适应性调整救助帮扶机制。面对乡村振兴基础尚不稳固、攻坚式与常态化帮扶机制衔接不畅的现状，必须从政策层面深化“底线思维”与“发展思维”的融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低收入群体救助帮扶新机制。这一机制需实现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对象转换，推动超常规治理向常规治理的平稳过渡。具体而言，应构建预防保障型、基本保障型和发展保障型三层制度框架，确保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又促进困难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救助帮扶体系。基于过渡期后农村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及低收入群体的特征，需建立“大数据+铁脚板”的精准识别机制，结合“基础型、发展型、服务型”三型帮扶模式，以及信息化监管机制，解决保障对象分类、帮扶需求识别及资源供需匹配等关键问题。通过分层分类的系统性帮扶，既兜牢基本生活底线，又提升发展能力，满足多样化服务需求，实现从“兜住底”到“兜好底”“促发展”的转变，确保救助帮扶的精准性、公平性和高效性。
优化农村低收入群体救助帮扶机制。随着帮扶对象转向低收入群体，治理目标聚焦于乡村全面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治理模式亦需向常态化转变。此时，需深入分析低收入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与现有救助帮扶政策进行精准匹配，优化机制设计，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减贫发展、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目标。这要求政策制定更加贴近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体现党和国家政策的重点方向。
推进社会救助城乡一体融合。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深入，低收入群体城乡流动加剧，需要将低收入群体监测范围从农村为主扩展至城乡并重。在此过程中，需引入“县域”视角，既考虑人群分类也兼顾地区差异，适时调整社会救助标准，建立与物价、工资、收入、消费等因素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救助帮扶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设计“发展型”帮扶路径。针对过渡期后农村减贫目标的新变化，即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巩固脱贫成果与破解相对贫困并重，应借鉴脱贫攻坚经验，构建“发展型”帮扶路径。这包括优化组织体系、坚持精准帮扶、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通过教育引导、劳动参与、社会联动等手段，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发展能力和自我造血功能。同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大救助、大帮扶的良好格局，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坚实的保障基础。
（作者刘家琪系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振杰系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