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

　　前不久，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朱南村农民郑贵文收到了来自村旅游公司的第二笔分红。一年前，郑贵文以自己4间年久失修的老屋入股朱南村旅游公司，通过资产收益扶贫当年就实现了脱贫。

　　作为一种扶贫模式的创新，资产收益扶贫仍处于探索时期。如何完善机制，创新模式，确保贫困户真正从改革中获益？对此，记者进行了一线调研。

　　资产收益扶贫实现“三变”

　　初春的朱南村山峦起伏，峰谷相连，百年杏园杏花绽放，传统村落错落有致，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

　　对于山区的贫困户来说，石板屋是他们唯一的资产，而具有浓郁山村乡俗民情的传统村落、漫山遍野的百年杏林等生态资源，却是城里人梦寐以求的返璞归真之处。

　　为做活“靠山吃山”文章，朱南村将100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作为股金注册成立了“杏山新庐旅游有限公司”，其中70万元折股量化给264户贫困户，剩余30万元折股量化给村集体。村民以闲置的老旧房屋入股并获得分红，实现了共享旅游发展成果的目标。

　　“贫困户的这部分股份负盈不负亏，保底收益按照所持有量化资金的10%确定，实际收益超过保底部分，按照实际收益确定。”淄博市博山区朱南村党支部书记郑玉池告诉记者。

　　“这种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源自基层的原创，是淄博市全面深化改革惠民生的一个生动体现。”淄博市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尚龙江介绍，在改革中，把扶贫资金与村集体资产资源、农户闲置资产及民间资本捆绑，走出了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贫困户变股民的“三变”新路径。

　　除了淄博，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正在我国多地展开实践。“这种模式通过股权纽带，把贫困人口与资源开发企业、村集体等组织连接起来，建立利益紧密联结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马庆斌说。

　　与产业扶贫模式有效对接

　　山东沂源县被称为“山东屋脊”，人均3亩山、9分田，土地瘠薄，曾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贫困县。61岁的沂源县南鲁山镇北流水村村民许光新就是这里的贫困户之一。

　　去年以来，在“沂源红”苹果产业扶贫和资产收益扶贫支撑下，许光新通过“流转+入股”成为苹果专业合作社社员，实现了脱贫。

　　“以前只能靠家里4亩土地种植的玉米、小麦糊口，现在每亩地每年有1000元的承包费，3年见果后还有分红，如今我又在果园打工，每年纯打工收入就有24000元。”许光新盘算着的富裕生活已经成为现实。

　　“资产收益扶贫和产业扶贫的对接，让当地贫困群众人均增收1.5万元，实现了全村整体脱贫。”北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陈丙福介绍。

　　“资产收益扶贫从以往简单的卖资源，逐步转变为共同分享资源，为实现资源富集地区可持续发展，探索了一条有效路径。”马庆斌认为，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最好与当地产业扶贫相结合，来规避资源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确保脱贫攻坚的成效。

　　尚龙江建议，各地应根据实际创新资产收益扶贫的模式，建立完善资金投入的流程，构建股权管理、股金退出、风险防控等机制，保障资金安全。同时，要坚持把资金投入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成长性好的产业平台上，确保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完善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资产收益扶贫制度的建立涉及财政扶贫资金和支农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面临着资源资金整合困难、政策配套尚不完善、风险防控难度大等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完善机制，推进改革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领域发展。

　　“在改革中，我们注重通过完善机制实现惠民生，变‘痛点’为‘亮点’。”尚龙江指出，在资产收益扶贫中制定出台了《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并聘请第三方机构评估各类资产、明晰产权，同时建立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董事会中贫困户代表不少于1名，监事会中贫困户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2/3，股东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并现场分红，确保贫困群众从改革中获益。

　　“资产收益扶贫制度既关系到公共资金的使用，又涉及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个人利益，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的关系，实现规范运作。”浦东干部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教研部副主任余佶指出，要逐步完善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市场营销、风险防控、农业保险等机制，稳步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制度的完善，让改革真正取得实效。

　　“此外，还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确资产运营方对财政金融资金形成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确保资产收益及时回馈持股贫困户。”尚龙江说。

　　（本报记者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