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济南大明湖畔的百花洲旁，瞿秋白在此与父亲道别，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彼时瞿秋白已受聘于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成为海外特约通讯员，即将出国采访。而瞿父正蜗居济南，以教画售画为业。因此，瞿秋白选择去济南与父亲见面。
瞿氏本是江苏武进的望族，瞿父喜好绘画，却十分不擅经营，以致家道中落。1915年，瞿秋白因贫失学，而在这一年，其母自杀身亡。之后，瞿父流落至山东平原县，投靠在当地为官的弟弟。翌年，弟弟离任，瞿父失去了依靠，只得又投奔在济南的同乡。
作为当时政治敏感人物的家属，瞿父不得不隐姓埋名，不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缺乏谋生技能的他颠沛流离，靠绘画手艺勉强糊口，长期处于半失业状态。瞿父如何度过这段困苦的日子？这离不开当时数量众多的慈善社团的救济。透过瞿父的最后岁月，我们可管窥民国社会的慈善救济事业，并由此探索这位革命先烈之父的暮年精神世界。
瞿秋白之父本名“世玮”，自移居济南之后多用“瞿圆初”这个名字，以至于本名时常被人忘记。据其学生王凤年回忆，瞿世玮笃信道教，“圆初”乃是法名。这一法名应当是瞿父在济南加入“道院”之后通过扶乩所得，而这个“道院”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道教。“道院”这一组织是近代中国影响力极大的NGO，它既是横贯亚洲的跨国慈善组织，又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新兴宗教团体，直至今日，在港台、日本、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社会中，道院依然具有活力。这一组织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济南，其早期成员的法名按照“素、圆、惟、灵”的字辈顺序排列，瞿父正是道院的第二代成员。
道院何以取得如此大之影响力？概括来讲，这来源于道院的两大核心宗旨——“道”与“慈”。道院之“道”，乃是依靠扶乩通灵而产生的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与诸多民间教派一样，道院也是由乩坛发展而来。明清以来扶乩之风流行，仙佛降笔，在沙盘中显现出文字，这一超自然现象吸引着文人官僚们。晚清民国的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众人忙于向仙佛询问国家命运与个人前程，全国各地乩坛林立。1917年，军官刘绍基由宾县调任至济南，在寓所中开设乩坛，吸引了一大批当地士绅参与，这便是道院组织的雏形。之后，他们通过扶乩的方式，创造出“老祖”这一至高无上的神灵，再由老祖乩示降谕，创造相关的宗教经典与灵修方法，此之为“道”。道院内部曾设“道德社”用于培养扶乩人员，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担任社长。
至于“慈”，则是宗教之外的慈善事业，道院对外设“红卍字会”，负责一切慈善事务。从临时性的灾害救济，到长期的慈善设施，如养老院、育婴堂、学校、贫民工厂等，甚至还开办英语和世界语的普及教学班。道院为体，红卍字会为用，扶乩降神直接指导着慈善行动。老祖“下令”众人筹款救灾，教众们自然不敢不从，积极响应。
老祖曾在济南道院的乩坛中降下神谕，下令红卍字会的会员们提前筹备好粮食衣物药品等，及时运往日本，紧接着，日本在1923年果然发生了死伤无数的关东大地震，红卍字会成为最早到达日本的海外救援力量，声名远播至东洋，并成立了若干海外分会。一代棋圣吴清源在日本棋院学棋时决定加入红卍字会，他此后在中日之间奔走，致力于道院在日本的传播。他曾在晚年回忆：“我21岁加入红卍会，到87岁的今天，我依然信奉者红卍会的教义。”国际友人亦为道院的宗旨所吸引，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便参与了红卍字会的筹建工作，李氏在道院中法名“慧白”，这与瞿世玮的法名“圆初”一样，都是神明降乩所示。
悟善社
彼时类似于济南道院的民间慈善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它们的共性是试图调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与外来的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并以挽救世间劫难为宗旨，研究者们将这一系列的社会力量统称为“救世团体”（redemptive societies）或“新宗教运动”。瞿世玮对这类救劫观念显然是极为认同的，在加入道院之后没多久，他便又委身于另一大慈善社团——悟善社。
悟善社与道院类型极为相似。1919年于北京成立悟善总社，之后在全国各地发展慈善事业，在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中承担了战场救济队的角色，他们救治伤兵，收容难民，超度战乱中的亡者。这一时期军阀割据，南北政府对立，而悟善社的慈善募捐活动却是纵贯各方的。对于悟善社来说，挽救人间劫难只是治标之举，治本之策则要依靠宗教的教化功能，将劫难化解于无形，于是到1924年时，悟善社便不再只以慈善团体的面貌示人，对外更名为“救世新教”，当时的筹备者有吴佩孚、段祺瑞和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等人，前二者是失势的军阀，分属于直系和皖系；后三者则因参与签订《二十一条》，在之前的五四运动中成为了过街老鼠。这群北洋背景的政坛失意者们将自己的热情转投到宗教领域。
救世新教同时供奉儒释道耶回五教教主，当然，不同宗教的教义绝非完全一致，那么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教义冲突？扶乩这一古老而有效的办法在新时代又发挥出巨大作用，济公和吕洞宾这类在民间粉丝无数的人气神灵被救世新教封为“宗座”，如果在教义上出现矛盾之处，便请这二位降乩开示。悟善社的神通之力比道院精彩得多，扶乩时不但可以请神灵降笔，产生文字神谕，甚至可以与当时的照相技术相结合，利用“扶乩照相术”来拍摄鬼神的影像；至于其他方面的灵力，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据说北伐战争中，山东军阀张宗昌苦思对抗北伐军的计策，有下属建言称，悟善社的神符“刀枪不入”，可以发给士兵佩戴。张宗昌于是请了数万张悟善社神符，最后的战果可想而知。
最后的救劫
在悟善社之后，瞿世玮又皈依了“正宗坛”，这是一个由山东大学堂的卸任校长范之杰设立的乩坛，瞿世玮之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至去世。如同道院和悟善社一般，正宗坛也接收到了挽救世间劫难的神谕，逐渐从内部人士参与的扶乩社团发展为公开的慈善机构。在瞿世玮加入之后，正宗坛于1929年成立“正宗救济会”，向济南市社会局注册立案，紧接着便在全国各地传播，从西北的兰州到江南的苏杭，皆有正宗救济会的分会，在瞿世玮的故乡江苏武进，也有分会成立，瞿世玮还介绍自己的同乡兼学生到正宗救济会中任职。
1932年，瞿世玮病逝于正宗坛内，正宗救济会筹款料理了后事。彼时瞿秋白已被解除了党内领导职务，转而投身上海文坛，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运动。至此，父子二人再无机会相见。今人或许会好奇瞿世玮为何在晚年频繁加入各种救世团体，也无法理解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精神世界。流落异乡疾病缠身，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又居无定所。或许只有神仙的乩示能够带来生活的信念？亦或是只有悟善社、正宗救济会一类的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无论如何，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瞿世玮即从中得到了援助，也由此帮扶他人。
瞿世玮去世之后不久，劫难并未消减，中国很快便陷入了更大的战乱，各类救世团体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生计，但纵使真的有神谕指引，慈善救济活动也是举步维艰了。正宗救济会在此后的主要慈善活动是义诊施药，难以有更大作为。在抗战期间，全会只剩四名在职人员维持日常运转，在抗战胜利后反倒需要向政府申请财政支持。解放战争的济南战役打响了，正宗救济会发挥了最后一次慈善功能，在这场八个昼夜的围城战中，炮火摧毁了城墙及周边的民宅，护城河被堵塞，正宗救济会的河边田产尽遭淹没，房舍也倒塌若干，但剩余的房间还是提供给了其他失去家园的附近居民。1951年，新政府在拆除老城墙时调查了附近的正宗救济会，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房屋内摆放着“各种牌位和扶乩用的沙盘狼狈不堪，房屋炸毁之后也无人过问，只有一个工友看门，别无其他职员……工友的生活也无法维持”，面对这般惨状，调查人员感叹：“这封建落后的可怜道教，负责人也没用经费基金，过去他们专门扶乩，造谣惑众，可能是一批腐败官僚集团成员？但其中也有几个好人物。然而现在已经无人负责啦……”
两年后，道院也宣布暂停在大陆的业务。曾经名噪一时贯穿各地的救世团体们就此销声匿迹。时至今日，济南道院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群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红卍字会免费为穷苦百姓施诊的慈善医院也在旧城改造时幸免于难，于历次拆迁中屹立不倒。建筑承载着几代人的历史记忆，记录着这里人们的祖辈曾经有所敬畏，亦有所担当，立志挽救世间劫难。
传闻瞿世玮生前善绘山水，不知他在各类救世团体中可曾留下墨宝？巧合的是，正宗救济会曾下设“正宗救济会贫民学校”，四十年代初，幼年韩美林被收留入校，据他回忆，当时学校里有三位绘画老师特别钟爱他，使他从小立下了要走艺术道路的志愿。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之父、一代艺术大家由此成长。这些，或许都是那段救劫往事留给今人的遗产吧。
瞿氏本是江苏武进的望族，瞿父喜好绘画，却十分不擅经营，以致家道中落。1915年，瞿秋白因贫失学，而在这一年，其母自杀身亡。之后，瞿父流落至山东平原县，投靠在当地为官的弟弟。翌年，弟弟离任，瞿父失去了依靠，只得又投奔在济南的同乡。
作为当时政治敏感人物的家属，瞿父不得不隐姓埋名，不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缺乏谋生技能的他颠沛流离，靠绘画手艺勉强糊口，长期处于半失业状态。瞿父如何度过这段困苦的日子？这离不开当时数量众多的慈善社团的救济。透过瞿父的最后岁月，我们可管窥民国社会的慈善救济事业，并由此探索这位革命先烈之父的暮年精神世界。
幼年瞿秋白与父亲
瞿秋白之父本名“世玮”，自移居济南之后多用“瞿圆初”这个名字，以至于本名时常被人忘记。据其学生王凤年回忆，瞿世玮笃信道教，“圆初”乃是法名。这一法名应当是瞿父在济南加入“道院”之后通过扶乩所得，而这个“道院”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道教。“道院”这一组织是近代中国影响力极大的NGO，它既是横贯亚洲的跨国慈善组织，又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新兴宗教团体，直至今日，在港台、日本、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社会中，道院依然具有活力。这一组织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济南，其早期成员的法名按照“素、圆、惟、灵”的字辈顺序排列，瞿父正是道院的第二代成员。
道院何以取得如此大之影响力？概括来讲，这来源于道院的两大核心宗旨——“道”与“慈”。道院之“道”，乃是依靠扶乩通灵而产生的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与诸多民间教派一样，道院也是由乩坛发展而来。明清以来扶乩之风流行，仙佛降笔，在沙盘中显现出文字，这一超自然现象吸引着文人官僚们。晚清民国的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众人忙于向仙佛询问国家命运与个人前程，全国各地乩坛林立。1917年，军官刘绍基由宾县调任至济南，在寓所中开设乩坛，吸引了一大批当地士绅参与，这便是道院组织的雏形。之后，他们通过扶乩的方式，创造出“老祖”这一至高无上的神灵，再由老祖乩示降谕，创造相关的宗教经典与灵修方法，此之为“道”。道院内部曾设“道德社”用于培养扶乩人员，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担任社长。
至于“慈”，则是宗教之外的慈善事业，道院对外设“红卍字会”，负责一切慈善事务。从临时性的灾害救济，到长期的慈善设施，如养老院、育婴堂、学校、贫民工厂等，甚至还开办英语和世界语的普及教学班。道院为体，红卍字会为用，扶乩降神直接指导着慈善行动。老祖“下令”众人筹款救灾，教众们自然不敢不从，积极响应。
身着红卍字会制服的救灾队伍
老祖曾在济南道院的乩坛中降下神谕，下令红卍字会的会员们提前筹备好粮食衣物药品等，及时运往日本，紧接着，日本在1923年果然发生了死伤无数的关东大地震，红卍字会成为最早到达日本的海外救援力量，声名远播至东洋，并成立了若干海外分会。一代棋圣吴清源在日本棋院学棋时决定加入红卍字会，他此后在中日之间奔走，致力于道院在日本的传播。他曾在晚年回忆：“我21岁加入红卍会，到87岁的今天，我依然信奉者红卍会的教义。”国际友人亦为道院的宗旨所吸引，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便参与了红卍字会的筹建工作，李氏在道院中法名“慧白”，这与瞿世玮的法名“圆初”一样，都是神明降乩所示。
济南道院旧址，该建筑现用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悟善社
彼时类似于济南道院的民间慈善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它们的共性是试图调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与外来的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并以挽救世间劫难为宗旨，研究者们将这一系列的社会力量统称为“救世团体”（redemptive societies）或“新宗教运动”。瞿世玮对这类救劫观念显然是极为认同的，在加入道院之后没多久，他便又委身于另一大慈善社团——悟善社。
悟善社与道院类型极为相似。1919年于北京成立悟善总社，之后在全国各地发展慈善事业，在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中承担了战场救济队的角色，他们救治伤兵，收容难民，超度战乱中的亡者。这一时期军阀割据，南北政府对立，而悟善社的慈善募捐活动却是纵贯各方的。对于悟善社来说，挽救人间劫难只是治标之举，治本之策则要依靠宗教的教化功能，将劫难化解于无形，于是到1924年时，悟善社便不再只以慈善团体的面貌示人，对外更名为“救世新教”，当时的筹备者有吴佩孚、段祺瑞和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等人，前二者是失势的军阀，分属于直系和皖系；后三者则因参与签订《二十一条》，在之前的五四运动中成为了过街老鼠。这群北洋背景的政坛失意者们将自己的热情转投到宗教领域。
救世新教同时供奉儒释道耶回五教教主，当然，不同宗教的教义绝非完全一致，那么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教义冲突？扶乩这一古老而有效的办法在新时代又发挥出巨大作用，济公和吕洞宾这类在民间粉丝无数的人气神灵被救世新教封为“宗座”，如果在教义上出现矛盾之处，便请这二位降乩开示。悟善社的神通之力比道院精彩得多，扶乩时不但可以请神灵降笔，产生文字神谕，甚至可以与当时的照相技术相结合，利用“扶乩照相术”来拍摄鬼神的影像；至于其他方面的灵力，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据说北伐战争中，山东军阀张宗昌苦思对抗北伐军的计策，有下属建言称，悟善社的神符“刀枪不入”，可以发给士兵佩戴。张宗昌于是请了数万张悟善社神符，最后的战果可想而知。
济南悟善社的募捐信笺
最后的救劫
在悟善社之后，瞿世玮又皈依了“正宗坛”，这是一个由山东大学堂的卸任校长范之杰设立的乩坛，瞿世玮之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至去世。如同道院和悟善社一般，正宗坛也接收到了挽救世间劫难的神谕，逐渐从内部人士参与的扶乩社团发展为公开的慈善机构。在瞿世玮加入之后，正宗坛于1929年成立“正宗救济会”，向济南市社会局注册立案，紧接着便在全国各地传播，从西北的兰州到江南的苏杭，皆有正宗救济会的分会，在瞿世玮的故乡江苏武进，也有分会成立，瞿世玮还介绍自己的同乡兼学生到正宗救济会中任职。
1932年，瞿世玮病逝于正宗坛内，正宗救济会筹款料理了后事。彼时瞿秋白已被解除了党内领导职务，转而投身上海文坛，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运动。至此，父子二人再无机会相见。今人或许会好奇瞿世玮为何在晚年频繁加入各种救世团体，也无法理解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精神世界。流落异乡疾病缠身，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又居无定所。或许只有神仙的乩示能够带来生活的信念？亦或是只有悟善社、正宗救济会一类的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无论如何，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瞿世玮即从中得到了援助，也由此帮扶他人。
瞿世玮去世之后不久，劫难并未消减，中国很快便陷入了更大的战乱，各类救世团体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生计，但纵使真的有神谕指引，慈善救济活动也是举步维艰了。正宗救济会在此后的主要慈善活动是义诊施药，难以有更大作为。在抗战期间，全会只剩四名在职人员维持日常运转，在抗战胜利后反倒需要向政府申请财政支持。解放战争的济南战役打响了，正宗救济会发挥了最后一次慈善功能，在这场八个昼夜的围城战中，炮火摧毁了城墙及周边的民宅，护城河被堵塞，正宗救济会的河边田产尽遭淹没，房舍也倒塌若干，但剩余的房间还是提供给了其他失去家园的附近居民。1951年，新政府在拆除老城墙时调查了附近的正宗救济会，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房屋内摆放着“各种牌位和扶乩用的沙盘狼狈不堪，房屋炸毁之后也无人过问，只有一个工友看门，别无其他职员……工友的生活也无法维持”，面对这般惨状，调查人员感叹：“这封建落后的可怜道教，负责人也没用经费基金，过去他们专门扶乩，造谣惑众，可能是一批腐败官僚集团成员？但其中也有几个好人物。然而现在已经无人负责啦……”
两年后，道院也宣布暂停在大陆的业务。曾经名噪一时贯穿各地的救世团体们就此销声匿迹。时至今日，济南道院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群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红卍字会免费为穷苦百姓施诊的慈善医院也在旧城改造时幸免于难，于历次拆迁中屹立不倒。建筑承载着几代人的历史记忆，记录着这里人们的祖辈曾经有所敬畏，亦有所担当，立志挽救世间劫难。
城区改造中幸存的红卍字会慈善诊所，政府正围绕该建筑打造历史文化街区
传闻瞿世玮生前善绘山水，不知他在各类救世团体中可曾留下墨宝？巧合的是，正宗救济会曾下设“正宗救济会贫民学校”，四十年代初，幼年韩美林被收留入校，据他回忆，当时学校里有三位绘画老师特别钟爱他，使他从小立下了要走艺术道路的志愿。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之父、一代艺术大家由此成长。这些，或许都是那段救劫往事留给今人的遗产吧。
（责任编辑：聂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