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又逢换帅之际，正适合抚今追昔，怀着莫忘初心之念，讲讲以前的故事。

西风东渐“中立”理念的冲击

清末与西方诸强的屡战屡败，让国人终于放下了大天朝的“优越感”，从政治、科技到文化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各种西学在当时的办报热潮中大行其道，人道、博爱等慈善理念也频频见诸报端，1889年以后尤多。而“线下”则是由大量传教士在各地传播。这些理念，使中国的传统慈善逐渐添加了近代慈善公益活动的特征。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医的逐渐兴起并成为公认的优于中医的医疗技术，红十字文化也伴随西方先进医疗技术而输入，这也为之后红十字组织的扎根提供了有利契机。

但红十字会的登陆，并不只是依靠理念传播，或者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共同性，而是有一条可依赖的具体实施路径，其基础就是晚清时期发展迅速的义赈组织。也正因如此，江苏、天津等有一定传统慈善基础的东部地区，也是红十字组织最初本土化的地区。

红十字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时间被学界确定在1874年，也就是在1863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成立于日内瓦十年之后。19世纪80年代，一位西方医生在台湾医院专门培养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的行动，引起了《申报》的关注。

给国人最大的刺激来自中日甲午海战，1894至1895年间，《申报》刊登了70多篇与红十字医院有关的文章，并倡导中国应该效仿，其中不乏孙中山、孙淦等人的大力宣扬，这是一次红十字运动知识的普及和推广。而当时赶赴甲午战场的日本红十字组织，不仅治疗受伤日军，“华军之中弹而仆者，亦不分畛域，一体留医”。这让许多有识之士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羞辱。

此后，不少绅商有意将传统的善会向红十字理念靠拢，创办施医局等组织，也有清政府官员建议将善堂改造为红十字组织，移花接木。

与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关系

经过了前期传播，中国红十字会最终在1904年诞生于日俄战争期间。沈敦和等最初发起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进行战争救援，但无法取得日俄交战双方认可。沈敦和无奈地说道：“红十字会之设始于瑞士，遍于环球。独吾国向不入会。以不入会之国而欲设红十字会，外人必不承认。不承认，则不允入战地以救民。事亟矣!”

于是，沈敦和发动周围人士在各国在华代表中游说，希望共同成立一个“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04年3月10日，这个想法成为现实，中英美法德五国董事在上海英租界宣告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立。

“中西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45名董事中，西董人士35人、华董10人。当时清政府鉴于在日俄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不便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但也在幕后密切关注，并在其成立后公开支持，拨了十万两白银。且一方面派出使英国的大臣到瑞士国际红会补办加入手续，另一方面向全国发布拨助捐款的电文。

1906年底，日俄战争全部赈济工作结束，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然名义还在，但基本上停止运作。这一年的7月21日，时任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和盛宣怀联衔上奏，“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全局，始以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也就是说，在万国红十字会完成使命后，应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永久的红十字会了。

1910年2月，清政府任命盛宣怀成为政府任命的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尔后，正式将中国红十字会中的“中国”替换为“大清”。这两字之差，却是红十字会由民办变为官办之意。1911年，盛宣怀因“铁路风潮”被革职，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成为政府任命的第二任会长。

但红十字会本应是中立性民间社会团体，强加的官办色彩让沈敦和等创办者们心生不满，又赶上辛亥革命爆发，沈敦和便撇开“大清红十字会”，另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出现内部的京沪对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通过第一次会员大会的京沪谈判，几番争执之后，两地红十字会重新统一。吕海寰任会长，常驻北京总会，沈敦和任副会长，仍驻上海，沈敦和还在上海设置了常议会，对红十字会的资产进行实质性管理，与北京貌合神离。1919年，北京政府放弃忍耐，直接任命蔡廷干取代沈敦和，并在吕海寰辞职后任命汪大燮接人总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一步步失去独立地位。

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管理条例。1934年，红十字会根据国民政府法令彻底改组，每年给予补助，常议会不复存在，变为理事监事会。1943年，红十字会改隶军管。抗战胜利后，归行政院管理，全部人事也由行政院指派。

战争救援和疠疫救助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争的伤兵救护，在中国发起也源于此。日俄战争爆发，各地捐款响应十分迅速。国内第一个红十字分会在牛庄(营口)成立，随后，各地纷纷成立分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其分会，救助日俄战祸，历时三年，救助、安置总人数达到46.7万人。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在各省区和香港建分会50余处，全力救助，后来还出了本书，叫《红十字会战地写真》。

1916年到1928年的军阀战争和北伐战争期间，护法战争、粤桂战争、直奉战争、淞沪之战，各大小战场，中国红十字会或设置收容所救助难民，或建临时医院救治伤兵，或用救护船掩护难民撤离，同时发起号召捐款捐物。在战事频发的年代，穿梭在各地的红十字用力所能及之力，减少难民的痛苦。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各分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红十字救援行动，成为之后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及整个抗战时期红十字救援的预演。

战事间隙，救病扶伤也是红十字会的日常工作。1908年，上海疫病流行，红十字会在上海天津路设立临时时疫医院，并在《申报》刊登广告，在同济德文医学堂招考医学生，毕业后担任红十字会医生，第一期学员招收了12人。第二年，沈敦和等人用救助日俄战灾的余款，在徐家汇买地修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设备之先进在当时称为上海之首。后来又在总医院旁边建了医学堂，招收学生。

1910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天津路开设分医院，医院“诊病给药，只收号金(挂号费)。病较重者留院疗治，酌量收费，贫者则免，只收膳费，极贫者膳费亦免”。此后的各地水灾、旱灾、鼠疫等等，中国红十字会均派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前往救助。

在刚成立两年后，中国红十字会就有了对外捐赠。1906年4月18日，美国旧金山地震，伤亡惨重。中国红会捐银元20000元，“汇寄灾区，从事抚恤”。国际援助也已经开始。1923年日本关西地震，中国红十字会一队共26人携带救助款和医疗器具前往救援。

红十字会的本土化

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人员、制度、经验等基础条件，而当时积极为西方在华红十字会医院募集善款的仁济善堂和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更是直接发挥了支持作用。

为了便于民众理解，报章上为在红十字会医院等做募捐宣传时，也称之为“善会”，把国外的慈善人士叫做“西方善士”。另有一个小插曲，中国红十字会刚成立前后，仍有报纸将其写作“红十字架会”。

红十字会不仅与传统慈善组织有所衔接，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了融合，可谓入乡随俗。国人在做慈善时讲究善因善果、好生之德。1913年，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发行“宝塔捐”(类似福利彩票)，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之法，还制作了真金宝塔、红十字真金表、观音像等赠品。同时为了动员社会的广泛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了“募赈宣传队”，宣传鼓动，并且分送宝塔捐号“宝号”。当时的黎元洪副总统特捐第一号“宝塔捐”1000元，以资倡导。许多政界、商界名流都曾因捐赠而登上《申报》。

(参考《红十字：文化传播、危机管理与能力建设》《中国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等)

■ 公益时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