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跟我说过，要做这样一个机构，五年之内会非常难，经常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五年之后必须得走上正轨，不然会出问题。我不知道人家凭什么这么判断，也许是经验之谈。它基金创立前五年，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极度危险。
----张越自述
央视主持人，主持栏目《半边天》、《夜线》
绝无仅有的基金会
2010年，我们想成立基金会，做动物保护，打听了一下要200万元注册资金。我们几个主力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央视制播分离，记者和主持人平时不接触钱，也不允许出去谈赞助拉钱，都是财务部门拨款，没有操过这心。现在自己要干一个基金会，需要去拉钱的时候，我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经验，完全不知道去哪儿。
我们特别搞笑，说有钱人都在哪儿呢?找有钱人商量商量。突然就有一个人，听说中国所有最大的企业家这个周末都去成都开会。我们说，走，买票找“资本家”去，就跑到了成都。
到了之后，人家还在开会，不能直接闯会场，就跑到成都收养流浪动物的公益机构，给人家送点小捐款小心意。然后说，可能会开得差不多了，得回去找“资本家”谈钱了，就又跑回去。这个时候，我们浑身特别臭，因为清理动物那些事，几个人披头散发就冲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正好他们散会，我们就说，快，每个人拉住一个人。我拉住的是刘永好，他们也各自拉了一个人，就开始跟人家说这个事业特别好，你一定要捐款一定要帮助什么的，给人家说了一大堆。人家对我们挺客气，都乐呵呵地认真听，说挺好、很有意义，但是谁都不承诺给钱，说好好考虑一下就走了。我们一分钱没弄着，说大老远跑来算怎么回事啊?这就是第一次募款经历。
后来，腾讯基金会和老牛基金会给我们出了注册资金。腾讯基金会认为，一群媒体人心怀社会责任感，自发组织起来推动社会，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他们愿意支持这个事业。老牛基金会的初衷可能是想给动物一些回馈，因为蒙牛是做奶业的。还有一部分原因，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改变立法，推动中国文明进程。他们两家不仅仅看重救助，更看重文明进程和立法推动，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看重我们的特质，愿意给注册资金。(记者注：2011年5月，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张越为现任理事长。)
所以我们这个基金会可能绝无仅有。其他基金会背后有大机构支持，有一笔现成的钱做注册资金，然后请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挂名理事。它基金的理事就是基金会的开创者，活儿全是这几个人干。要成立基金会，几个一穷二白的媒体人跑所有文件，跟人要广告时间，要点狗粮、猫粮赞助，到处去磕去求200万注册资金。
凑齐了钱，也不敢拿出去做项目。每年到年底，基金会账上得有两百万元，否则根本通不过年审。实际上你账上怎么可能老“趴”着两百万元?你得做事，得干活，可钱刚拿出去一运转，又到了年检的时候。我们成立五年，随时有可能年检通不过。
我们以前做项目省钱是前提，出差尽量自己买火车票，坚决不在外头吃饭，谁家有点圆珠笔有点纸就拿来，有点茶叶就搬来，真是小门小户特别寒酸的想法。执行团队一开始不超过三个人，其余都是外围志愿者，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专业，也不能投入更大的运营力。
《中国慈善家》2016年10月刊封面
活下来了
它基金的初衷是传播观念和推动立法，但刚开始我们谁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跟公众说传播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觉得它无法量化衡量，不会有捐款和认可。直到去年张小海(记者注：它基金秘书长)来了，他说在做传播的同时，其他想做的事也能揉进来，应该理直气壮地谈传播。一年过去，证明他的思路可行，而且效果不错。
我们得到几个挺大的帮助，说明做传播的理念得到了认可。
2015年，敦和基金会挑选十家基金会，给每家捐赠三百万元 “种子基金”。这三百万就趴在账上，保证你年检合法合规。他们再用这笔钱做保值增值，每年多增几十万元，专门给你的基金会当管理费。我觉得“种子基金”是懂行的人培养中国慈善队伍，中国的捐赠都是给项目款，没有人愿意给管理费，咱们被10%的规定卡死了，待遇特别低，稍微能干的人就留不住，这是中国很多慈善机构的困境。(记者注：《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做动物的慈善比做人的慈善难多了。人的慈善大家都能理解，募款相对容易，而且只要你付出就有收获和美誉。动物的慈善正相反，跟谁说都不理解，办什么事都不理解，付出越多，挨骂越多，别人就说你神经病、狗粉，妨碍他人吃肉的自由之类的，所以做得越多越不落好，这是一片不毛之地，特别难。
申请“种子基金”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别人都是做人的慈善，没有动物保护项目。我们去试了一下，人家考核很严格，我们秘书长、各个工作人员，连我这种不管日常工作的人都要去他们那儿考试，他们也到我们办公室审账目审了几个月。最后我们意外入选。据说，他们评定我们不仅仅是帮助了几个动物，而是改善世道人心。人家也真是懂行，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入选后，我们心里踏实一截，至少账上年检没问题，以后该花的钱就花。五年，我们活下来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们震惊。2015年腾讯“99公益日”，我们说就拿救护车项目参与一下，能募多少钱是多少钱，但是真没信心，因为预定那个数得百十来万，肯定募不来，我们自己想的是募个三万两万，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而且据说有些公益组织是先往自己的项目里捐大钱，等把腾讯的配捐额裹进来之后，再把原来的钱撤出来。反正到天亮，腾讯配捐额用完了。我们当天早上9点才互相通气说，来，咱们开始捐，结果发现捐完了怎么一分钱都没人给咱配?人家说早玩完了，夜里就玩完了。一共就两天时间，第二天我们才真正投入。真没想到，最后募了五十多万元，已经有大半辆了。(记者注：2016年7月10日，它基金在北京举行交车仪式，宣布全国第一辆公益性流浪动物救护车正式交付使用。)
光有车还不能运营，需要药品和医生。萌爪医师团队愿意承担以救护车为载体的科普和救助工作。他们是一帮在美国学兽医的年轻人，理念相似，教育背景不错，有活力、有能力，都愿意回国做动物医治和科普，它基金介绍动物知识的广播电台《它radio》经常是他们在讲。动物保护事业需要专业、善于沟通和传播的年轻人，我们特别尊敬一些老阿姨，她们无怨无悔地奉献一生，但是缺乏未来发展的思路、传播能力和沟通能力，容易把动保做得越来越窄，越来越惨。
今年，《它radio》入选淘宝“宝贝计划”，没多久就募了八十多万元。这是边缘题材，当时犹豫要不要做，后来就说咬牙花点钱做吧。收听一直不大火，但是质量很不错，评了好多项奖。这些奖项里，我们是唯一做动物保护的。(记者注：“公益宝贝”计划是淘宝、天猫卖家在上架商品的时候，自愿设置一定的捐赠比例，在交易完成之后，系统将自动扣转商家承诺的捐赠金额，捐赠给指定的公益项目。)
敦和基金会说改变世道人心，这是传播出去的理念的作用，“宝贝计划”也是传播。这几件事对我们鼓励挺大，看来传播这个理念可以做下去。事实上，当你做这个理念的同时，救助项目不知不觉就跟着出来了，救护车既是救助项目，又是传播项目。现在我们依然穷，但走上正轨了，不再为活不活得下去的事操心，做项目就大大方方地去做。
2015年6月26日，北京东二环一座僻静的四合院内，张越向观众讲述它基金的故事。
循环系统
接下来，我们要把工作打通，建立完整的工作体系。比如救护车项目，目前的思路是好歹先有一辆车，把受伤的动物拉回来，不行就先送到动物医院里治。但这个项目真正的循环应该是，把动物拉回动物保护医院，治好之后搁在收养基地，还得有一个领养机构把动物送进人家，空出地方和精力再去救治别的动物，再临时收容、送养。2016年 “99公益日”，我们为一个公益的动物保护医院发起了募捐。
这件事，我和张小海有分歧。我坚持反对上这个项目，他满腔情怀，坚持主张上。
医院没有三四百万元建不起来，得靠大投资，民间绝对捐不出这个钱来。最后捐了二十多万元，早着呢。但老百姓给你捐了钱是要看效果的，过了三年，医院没建成，怎么跟捐款人交代?(有人会问)你把钱弄哪儿去了?这会授人以柄，被人攻击。本来公众就怀疑慈善机构的钱不干不净，你还招惹干嘛?我认为明知道事情做不成，就不要开始。我是保守主义者，你要让我大刀阔斧，我不干，太冒险。
张小海的工作思路跟我差异特别大。他说，现在不成熟，明年不成熟，后年也不成熟，这么大的项目没有一年是成熟的，与其晚上，不如早上。他认为，不要全指着“99公益日”捐款，之后可以再去找大资助，但不能怕成不了就永远不开始。理事们两边含糊，一部分人觉得该上，一部分人觉得不该上。最后投票，主张上的人多，那我服从。
下面我们就要四处去谈，找大金主，不能再十块、二十块这么攒。这是大项目，眼下做不起来都能理解，我们保证不糟蹋募来的钱，它如果不够盖医院，会一直在那儿等着，所有账目都公开。我们团队的规则意识非常强，几乎所有的鉴定、评定、考核，我们的成绩都很好。日常工作上，张小海比我内行，我指导不了人家。我基本上干一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就跟人家说，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规矩，一定不能捅娄子，账目一定要清楚。这是我最担心、最使劲的地方。
但是医院这个项目不能老做不起来，毕竟募款了，总得有后续的交代。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谈了一些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医院。但医院之后，还得有收容基地。我们联手陕西红石榴伴侣动物救助中心，做了一个基地设想的试验。找来一批专家，重新规划、改造基地，增大收容量，让基地成为一个规范、高福利的收容机构。其实那就是一个试点，我们不可能把动物往陕西送。
我们还吸纳了北京一家知名的公益机构—北京领养日。这是一群年轻白领做起来的机构，“领养代替购买”的口号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每个月会在蓝色港湾、三里屯这类繁华地带摆开大集市，上百个被救助的流浪猫狗现场接受领养申请。这些动物全都做过绝育，打过所有免疫针，合法、合规、干净、健康，而且脾气好，能与人相处。
北京领养日做了六年，已经覆盖到全国20多个城市。现在，他们要并入它基金，负责我们领养、送养的工作。我们可能还会吸纳上海一家类似机构，也开办领养。可以看出来，车、医院、基地、领养、送养这个循环，我们在一点点地做，就是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体系，而不是像以前，胡子眉毛一把抓。
在张小海来之前，它基金的理事会和执行团队一直错位。他来之后提出，理事直接插手具体项目他没法工作，希望能赋予他足够权力。我们梳理了理事会和执行团队的工作责任边际，理事会成员从日常工作里摘出来，只把握大方向，不再对人家过多指手划脚，他们更有积极性，显得更能干。
2016年，我们再次成功阻击归真堂上市。我们跟这家企业没仇，一再阻击不是冲着他们去的，但是真的不能让这么一个活熊取胆的企业上市。一旦它上市，这个口子一下会被撕开，会有多少企业效仿?养熊业会扩大成什么样子?再停都停不住了。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我们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组织全国动保、环保领域最顶尖的法学家开了四、五次研讨会，形成一份法学建议书递交给官方。会议前期我们特别振奋，说中国法学家的思想意识特别清楚，特别肯承担社会责任，以为这次修法会是很大进步。等到最后拿出草案，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对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不仅没有被禁止，还有扩大倾向，我们非常不满意。在博弈中，商业力量太强，但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