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底以前，完成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2020年底以前，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

这一空前严格、正在积极推进中的长江“十年禁渔”措施，出自今年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份方案的出台，为长江摆脱‘无鱼’等级带来了希望。”鱼类学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说。

江若无鱼，何以渔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400余种，特有鱼类180余种。保护好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事关国家的生态安全与长远发展。

然而，由于长期受到多种人为干扰的影响，长江流域的水生生物资源已经严重衰退。其中，酷渔滥捕是破坏水生生物资源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据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介绍，如今“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资源量已大幅萎缩，种苗发生量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下降了90%以上，产卵量从最高1200亿尾降至最低不足10亿尾。部分渔民为了获得捕捞收益，开始采取“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竭泽而渔，最终形成“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环。

对于长江渔业资源的衰退，感触最深的无疑是渔民。

今年49岁的袁文斌是江西省余干县康山乡的渔民，12岁就在渔船上谋生的他，也是最早一批使用电鱼和“迷魂阵”的人。“迷魂阵”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渔网套渔网，大洞套小洞的方式，在水中画地为牢，让鱼有进无出。

“90年代初，我一网就能拉上四五百斤的鱼，一天能挣近千元。那时六七十斤的大鳡鱼特常见，现在连十斤都捕不到了，一网就能捕到20多条的河鲀鱼，也10多年没见过了。”据袁文斌介绍，鱼越来越少，但违法捕鱼手段却不断升级，甚至有个别不法分子拉起上百米的“绝户网”，将大鱼小鱼一网打尽。

针对这类非法捕鱼手段，曹文宣院士向记者展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照片：刚刚结束休渔后，洞庭湖“迷魂阵”的渔获物中尽是白鲢、草鱼和青鱼等经济鱼类的幼鱼，体长基本不超过10厘米，成箱成箱的渔获物中看不到一条大鱼。

“20世纪60年代我在湖口县考察时，每天都能见到100多斤的大青鱼。但现在迷魂阵捕捞到的这些鱼，体重几乎都不超过50克，经济价值很低，只能作为饲料几毛钱一斤出售。这样的捕捞对长江的渔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破坏！”曹文宣说。

十年禁渔刻不容缓

提起即将落实的“十年禁渔”政策，已经85岁高龄的曹文宣仍有些激动。早在2006年，曹文宣就首次提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十年的建议。

“为什么是十年？以‘四大家鱼’为例，它们通常生长四年才性成熟，连续禁渔十年，这些鱼类得以有二到三个世代的繁衍，种群数量能够显著增加。”曹文宣说。

实际上，为了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我国已经长期实行了禁渔期、禁渔区等鱼类资源保护制度。自2003年以来，长江全流域实行每年三个月的禁渔制度。

“但经过三个月的休渔，7月1日开捕后，过去三个月的繁殖成果很快就被消耗殆尽！许多鱼刚刚出生两三个月就被捕捞上岸，鱼类种群依然无法繁衍壮大。”曹文宣感慨。

在中科院院士赵进东看来，每年三个月的禁渔制度在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长江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大趋势。“亟须实行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十年全面禁渔，给长江水生生物留出更多休养生息的空间和时间。”赵进东表示。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进东接过曹文宣的大旗，继续呼吁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如果全面禁渔工作能够真正做好、严格执行，或将成为许多长江水生生物命运的转折点。”

长江中除了经济鱼类，还生活着长江江豚、中华鲟、白鲟等家喻户晓的旗舰物种，它们位于长江流域生物链的顶层，其数量多寡直接反映了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但由于酷渔滥捕、交通航运和水体污染等多种原因，这些珍稀物种正在离我们远去：2003年，最大体长可达7米的长江白鲟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2017年，长江江豚的数量已经降至1000头左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介绍，这些旗舰物种都是以鱼类和一些底栖动物为食，无序的捕鱼行为减少了食物来源，也会对它们造成直接伤害。“水生所曾经一次救助了多头长江江豚，因为没有食物，它们不得不钻进‘迷魂阵’吃鱼，挣扎出来的过程中，有的被闷死，有的被渔网严重割伤。”

“十年全面禁渔是对长江生态系统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举措，给长江江豚在内许多旗舰物种的保护带来了希望。”王丁说。

长江保护未有穷期

全面禁渔是否会影响老百姓吃鱼？

据统计，长江干流每年的天然捕捞量已从1954年的42.7万吨降至近年的不足10万吨，与此同时水产养殖业蓬勃发展。相较于每年超过6000万吨的全国水产品总量，如今长江干流的天然捕捞量仅占到其中的0.15%。

“长江已基本丧失渔业生产价值，捕捞渔业退出长江不仅不影响老百姓吃鱼，反而有利于长江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说。

“人工养殖鱼类在经过多代繁衍后，不可避免会出现遗传多样性退化，需要补充优质的野生亲鱼改善种群，长江正是鱼类的天然种质资源库。”在李彦亮看来，保护好长江的野生鱼类，关乎我国水产养殖业的未来。

作为一名工作近40年的老渔政人，李彦亮对长江里的鱼和长江上的渔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长江全流域禁渔不仅是为了鱼，更是为了渔民。《方案》的出台，就是为了打破‘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环！”

根据《方案》，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做好渔民渔船调查摸底、补助对象资格和条件核实、禁捕安排等工作；财政部门牵头做好财政补助资金安排，并按规定做好审核拨付等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做好退捕渔民就业及社会保障领域各项政策落实。

2017年，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长江一级支流赤水河作为试点，率先实施全面禁渔10年。

“赤水河作为一条自然流淌的生态河，是许多特有鱼类重要的栖息地。”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赤水管理站站长刘定明说。

据刘定明介绍，为了保护赤水河的生态环境，赤水市2015年启动了天然水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投入资金3252.31万元，全市138户207名捕捞渔民全部退捕上岸，实现了转产转业。

2016年，赤水市元厚镇陛诏村渔民杨正雄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利用补助经费开起了“高山生态鱼养殖场”，并在城区开了一家餐馆，自产自销自己的高山生态鱼。“现在一年的收入将近20万元，比以前‘靠水吃水’强多了！”

杨正雄的成功转型是赤水市脱贫摘帽的一个缩影，也为长江全流域的禁渔工作坚定了信心。

今年9月，在距赤水河1000公里外的鄱阳湖畔，捕鱼30多年的袁文斌也正式收起渔网，成为当地巡护队的一员。“现在来到长江边做保护的年轻志愿者越来越多，我作为喝长江水长大的男子汉，有什么理由不行动起来呢！”（本报记者 周梦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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